白米斜街 风云聚汇的一条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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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北京青年报

◎文/吴雅山

北京城的街道大多是横平竖直,正南正北的棋盘式布局。但也有几条斜街散落在四九城中,比如在什刹海岸边的白米斜街、烟袋斜街,就是京城典型的斜街。究其原因,一是源于水道干涸,致使原有的湖岸变为斜街;其二,街道本身就在原河道上。像什刹海岸边的“白米”和“烟袋”两条斜街的形成,均与什刹海湖面变化相关。特别是白米斜街,原本就是随着前海东南岸的走向逐步建成的。

学者王铭珍撰文道:“白米斜街最早是什刹海南岸,只有坐南朝北的房屋,屋前临水(岸)。后来,什刹海水位下降,水面缩小,什刹海南岸建筑逐渐向北推移,这才出现了白米斜街。到了清代末年,路北的房子差不多就连成一片了。但此时的房子是后山墙连水面。以后,什刹海的水域陆续收缩,便出现了什刹海前海南沿。”

白米寺

“文革”期间曾是街道服装加工厂

现在成了机动车停车场

白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南至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对面是北海公园北门。

据说早年间,在白米斜街西南口有白米寺,就是现在南口机动车停车场的位置。因没有任何标志和参照物,所以游人路过此地时,只是留下匆匆行走的脚步。谁会想到,在几百年前,这里曾是百姓烧香拜佛、祈祷佛祖保佑的圣洁之地。

久居什刹海的刘纯泉老人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白米寺坐东朝西,由山门、前殿、正殿、偏殿等建筑组成。它的位置在白米斜街的西南口上。关于白米寺的来历,街坊们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它建于明代初年,传说这白米斜街就是依据白米寺而命名的。”但是,也还有另一种说法,在元代时,从南方运送大米的许多漕船自通惠河而来,再沿着玉河进城后穿过后门桥,就泊于斜街东口处,街内便成为储存大米的粮仓。胡同西南两侧还开办了粮店、大车店、饭馆、当铺、药铺等。以后,随着通惠河改道,后门桥下河道渐渐荒落,白米斜街方逐步演变为一条宽阔而幽静的胡同,故名白米斜街。

据说,当年住在附近的居民都管白米寺叫“破庙”,因为当时寺庙已经荒废,山门早就坍塌,匾额已无踪影,大殿里供奉的神像和做道场的法器也都没了;连负责寺庙日常事务的住持、僧人也不知去向。若不是在残垣断壁中,依稀能辨认出紫色墙底的话,凄惨景象很难和肃穆宁静、香火缭绕的宗教场所联系在一起。

在笔者上中学时(1975年),白米寺的原址早已是街道服装加工厂。记得每天路过该车间门口,能听到里面N多台缝纫机“哒哒”的声音。那时街道还成立有“五七”家属连,车间门口每天都有居民来领取代加工的半成品服装,工作就是锁扣眼、锁裤边、钉扣子等手工活儿,用辛勤的劳动,换取微薄报酬来补贴家用。

张之洞故居

司局长们住进了大学士的房屋

百年经典院落,文物价值谁来保护

走进白米斜街东口,一座与众不同的深宅大院映入眼帘。广亮大门前的上马石、八字门墙,以及大门对面矗立着的高大影壁,昭示着昔日院落主人的辉煌,这就是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故居(见手绘参考图)。

当年,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是洋务运动的后期领袖、清末著名教育家。在张之洞的官宦生涯中,著有重要著作《劝学篇》,对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做了系统的理论总结。进京后,张之洞曾上书建立官立图书馆,并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复,馆址就建在什刹海岸边的广化寺内,并成为中国第一座官立图书馆。

张之洞故居是坐北朝南的三进大院落,西边11号院是原府邸,东头7号院则是私家花园。两个大院落间有门相通,有路相连并设有旁门通往什刹海岸边。虽然张之洞故居看上去是老北京四合院,但细究其院落的建筑结构和风格,却与传统的四合院相去甚远。特别是在院落尽头所建的观景楼,可谓中西合璧的完美之作。

有文字记载,1907年,张之洞从湖北奉旨入京,私邸就安居在白米斜街。由于并非新置,略显陈旧,湖北善后总局专门拨款二万两白银,对宅院进行了彻底修缮并新建了二层砖木结构的观景楼。前廊后厦,既可远眺地安门内的皇城,也可观赏眼前的荷花绿柳、钟鼓二楼。

上世纪60年代曾在斜街居住的陆元回忆道,7号院(张家花园)解放后曾是石油部幼儿园,后来就逐渐成了大杂院。小时候在院中见到有假山、凉亭、石桌、石凳,地面是石子镶嵌成图案的甬路,路旁是繁花茂草、古柏高松。靠近什刹海岸边,还有座气势不凡的二层砖木结构的观景楼。

在我走访中,从小就住在故居内的杨建伟回忆说,张之洞故居解放后成为石油部宿舍后,将原府邸(11号院)切割成若干个小院子,分配给司局级领导们居住。院内设置了锅炉房,房间里有暖气,大门口设有收发室。平日大门紧闭,只开大门上的小门,各家出入都有钥匙。直至1976年地震之后,院子搬进来的住户逐渐多了,大门从此敞开之后,门下的大门槛也不知了去向。

在“文革”期间,东边花园的假山被推平,凉亭被推倒,花木被铲除,遍地盖满了民居平房。如今,昔日诗酒觥筹的观景楼,尽管已经“风烛残年”、“摇摇欲坠”,但其中居住的居民却怡然自得。在我去年走访时发现,观景楼已面目全非,在已改装的塑钢玻璃窗上,还贴着新婚洞房的大红喜字。

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认为,张之洞故居是乾隆年间便已存在的老宅,对于研究老北京四合院建筑,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仅以张之洞进京之日算起,这座院落也有百年以上历史了。从张之洞奉旨入京,直至病逝,其人生中最后的时光是在白米斜街度过的。正如张之洞生前所料,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国走到了尽头。这座曾经风光显赫的院落,随着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也在不断地更换着主人。手绘地图/吴雅山

23号院

没人知道刘太太就是末代王妃

她当过小学教员,糊过纸盒,摆过烟摊

笔者虽然从小就在白米斜街玩耍,但从未听人说这里曾住过末代淑妃文绣。1947年文绣再婚后,曾隐姓埋名在白米斜街23号院住了五年。据老邻居们回忆说,当年经常看到文绣出门买菜,衣着极其朴素。但生活中人们只称呼她刘太太,并不知其真实身份。

在白米斜街居住时期的文绣,早已脱胎换骨,混迹于平民百姓的大杂院中。在23号院,她只是租住了其中的三间南房,与街坊四邻和睦相处,嘘寒问暖。

据溥仪的妹妹韫龢说,当年溥仪曾亲口对她说,溥仪把备选的照片拿起来端详,只见文绣的衣服穿得很漂亮,而他又最喜欢女人穿花衣服,便在文绣的照片上,随便画了一个圆圈儿。结果遭到了爱新觉罗家族的一致反对,原因就是挑剔文绣长得不漂亮,不能胜任一国之母的重任。结果,文绣被降为淑妃,命运多舛。

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便带着婉容和文绣等人来到天津,住进张园。此时,溥仪虽已降为公民,但仍以皇帝自居,身边的人也受到“皇法”的约束。文绣最终历尽艰辛,终于在1931年22岁时与溥仪离婚。

文绣回到北平后,曾当过小学教员,后因不堪好事者的猎奇和骚扰,只干了一年多便辞职了。以后生活日渐穷困,投奔到穷亲戚家借住,糊过纸盒,摆过烟摊,甚至还在工地上当过担泥送砖的小工。因经不起繁重体力的劳累,最后在街头巷尾里,以叫卖香烟为生,饱尝了人世间的饥寒困苦。

1945年抗战胜利后,文绣经人介绍,与刘振东结婚后,在白米斜街租下三间南房安了新家。婚后夫妻感情融洽,衣食无忧。周末经常到前门大栅栏听戏、下馆子,文绣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后因丈夫到清洁队当工人,文绣便与刘振东搬家到清洁队附近的辟柴胡同,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里。两年之后(1953年),末代淑妃文绣因患心脏病去世,终年45岁。

如今白米斜街23号院,生活依旧。走进23号院内,住户门口的洗衣机在有节奏地转动着,院子里晾晒着被单和衣服。文绣住过的三间南屋,门口的水泥地擦得锃亮。人们对于文绣的名字感到很陌生,洗衣服的妇女笑着说,我们只关心拆迁改造,这是最实惠的……

冯友兰故居

张之洞后人要价并不高

鲁迅的母亲和原配夫人定期来访

上世纪30年代初,冯友兰夫妇想在城里买一处房子,以备不时之需。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旭生说,张之洞家的后人急于出售祖上的房产,便从中搭桥介绍与张家洽谈。张家的后人急等着用钱,所以要价并不高,双方很顺利的就成交了。

不久后,日本人全面进攻中国,冯友兰携全家从清华园搬到了白米斜街。同时搬来的还有冯友兰的堂妹冯兰和妹夫张岱年(著名哲学家),以及老友徐旭生、常维钧等。

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以后,院子里又来了新邻居。李戏渔先生住在垂花门外南屋,当时他在辅仁大学任教,曾多年随冯友兰一起工作。还有著名翻译家李霁野夫妇,他们住在正院内。李霁野是应辅仁大学英语系之聘从天津搬来的。那时他刚结婚不久,夫人已经怀孕;伴随着两个男孩方平、方仲接连降生使院子里又有了新气象。母亲(冯友兰夫人)成了李太太的育儿顾问,事无巨细都要照料。晚上,母亲到李家一起听重庆广播,讨论时局的发展。

李霁野曾受鲁迅先生资助入燕京大学学习,也是鲁迅的得力助手和学生。正因为李霁野在此居住,所以又有两位特殊的客人,每月都会按时到李霁野家,那就是鲁迅的母亲鲁瑞和原配夫人朱安。

原来自鲁迅结识许广平之后,便独自前往上海。周老夫人只承认原配媳妇朱安,并始终与其在一起生活。所以老人每月的生活费,都是鲁迅从上海邮寄。鲁迅逝世之后,许广平仍旧坚持为其母汇款。但由于物价上涨,汇费不断上涨。为节省资金,许广平便请李霁野在北京先为其垫付生活费,待她去北京时一并奉还。

徐恒回忆说:“那一时期,许广平先生正在上海编辑出版《鲁迅著作集》,每出版一部分就寄送给李(霁野)先生一套。我就是从李先生的书架上读到鲁迅全部著作的。同时也读了李先生的译作《简·爱》,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3号院

闻一多被暗杀后,闻家老小来此“白住”

成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

宗璞回忆说:“闻一多先生被暗杀后,清华不再为其家属提供住所,父亲(冯友兰)就答应闻太太和孩子搬过来住(白米斜街)。”在冯友兰妻子任载坤的热心帮助下,最终在白米斜街3号院落脚,与冯友兰家住前后院,成为邻居。需要说明的是,闻家老小“搬过来住”,完全是情谊,绝对不收一分钱房租。

当时,闻一多的侄辈黎智(闻立志,抗战期间在重庆南方局做青年工作,“文革”后任武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来到北平。其夫人魏克根据“中共”的指示,来北平从事上层人士家眷的统战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分为南系和北系两个系统。北系领导人是彭真、刘仁;南系则为周恩来主持的南方局领导。

闻一多遗孀入住冯友兰家后,考虑到冯友兰的社会影响,有助于中共地下党工作的开展,当时,闻一多的侄子黎智(闻立志)担任中共平津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南方学生运动,他到了北平之后,就把“据点”定在白米斜街3号。

冯友兰夫妇因住在后院,对此只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即便如此,还是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后来为以防万一,地下党组织决定撤离白米斜街3号院,转移到北京大学教职工宿舍工作。

虽然中共地下党不在此工作了,但白米斜街3号院却成为进步青年的落脚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蒋管区大批进步青年纷纷前往解放区。于是,住在白米斜街的高孝真家,便成为南方青年去晋察冀解放区的中转站。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吴晗(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他常常领一些人住在高孝真家。有时门铃突然响了,打开门一问,只需简短几句话就知道是自己人,高孝真立刻将他们领进家门,热茶热饭,住上几天之后,随后便跟随前来接送的同志们上路了。

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霞飞曾经说,他当年就在白米斜街3号院住了十多天,然后转送至解放区的。他说,高孝真对待他们如同亲人,不仅问寒问暖,还生火做饭,让大家吃饱肚子。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以极低的价格将白米斜街房子出售。以后,那儿成为石油部宿舍。

补白

张之洞故居至今未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仅被市文物局列为“未被核定的不可移动文物”。故居虽位于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受保护区内整体性的保护,但并没有得到有针对性的重视与保护。

在笔者探访故居时,亲眼目睹一位骑小三轮车的居民,在进入这个院落时,其车轱辘撞在故居大门框上,重重地留下磕碰的伤痕。且故居内布局杂乱,内部建筑风貌较差,历史遗存在逐渐减少和消耗,已经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大杂院。

有专家提议,张之洞故居作为中轴线上的重要文物,应该予以特别的保护和修缮。鉴于张之洞的历史地位,呼吁尽快建立张之洞纪念馆,并借此将其乾隆年间就建有的北京四合院一并保护起来,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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