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 “大英100”中的中国文物

试着用他人的眼光打量中国历史 

三彩文官佣 陶 约公元730年/中国河南

◎闫志

作为中国历史的一种解释模式，“挑战—应对”理论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费正清学派。经历了费正清、列文森两代师徒的诠释，到了第三代柯文那里发生了范式的转换。后者对这一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观点，即站在“中国中心主义”立场上理解和诠释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变革。

如果说对于美国汉学界而言，视角的转换是重新认识和发现中国的机遇，那么对于身处中国社会的“在场者”来说，是否也需要进行这种场域的互换，“另眼”看待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呢？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后文简称“大英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世界发现中国”的平台。

展览用来自大英博物馆收藏的100件（套）展品，以全球史的视角讲述了一部人类文明的故事。展品中包括8件来自华夏文明的文化遗存或者当代中国制造的产品。如何将中国的历史纳入全球历史的叙事中，在世界文明框架内理解中国文明，不仅是大英博物馆策展团队需要面对的课题，同样，也是一个抛向中国观众的谜题。

开端的玉器

“开端”部分，讲述了人类在漫长的进化旅途中，如何制造和使用器物以拓展生存空间、应对环境变化。“被迫”进入农业时代的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信仰的表达日益多样化，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也日益突出。来自良渚文化的玉琮，与巴布亚新几内亚鸟形石杵、喀帕苏斯女性石雕以及德国玉斧一道，诉说着早期农人对自身及周遭世界的认识。这件玉琮大约制作于公元前2500年，与大量出土于良渚文化墓葬中的同类玉器相比显得高大粗壮，仅次于国博所藏的大玉琮。作为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在当时的意义仍是不解之谜。但是其礼仪用器的功能，却被商周王朝国家继承，并赋予新的含义，成为构筑礼制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玉琮复杂的琢制、雕刻工艺，同时折射出农业社会阶级的分化与劳动的分工。

“城市国家”的影子

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两河流域出现了城市国家。大约同时期的尼罗河流域也出现了类似的诺姆体制。受此历史经验的启发，西方史学界将城市国家视作人类早期国家的普遍形态。与此相反，中国史学界更加习惯于传统史学对早期国家的描述，即王朝国家。在此视角下将对应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域看作广域国家，而二里头遗址则是居于权力结构顶端的都城。在缺乏文字材料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陕西武功郑家坡、长武碾子坡、西安丰镐遗址等时代不同的先周文化之间自我认同是否具有差异，只能凭借相近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并结合历史文献判断其属于同一族群。

其实如果动态地梳理中国早期王朝历史，我们也能发现“城市国家”的影子。《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有“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的说法，《淮南子·泰族训》中也有“汤处亳，七十里”之说。只不过这些曾经的城市国家通过征服战争很快成为广域国家。西周王朝起初也是“蕞尔小邦”，崛起于陕、甘，历经播迁才定居于岐山之阳。最后“不终朝而有商”的西周通过扩张成为“帝国”。

康侯簋是西周克商之后平定“三监之乱”的历史见证。“三监之乱”或许是城市国家对抗广域国家的一种尝试，虽然最终失败，但是西周王朝也不得不用“分封”制度部分地承认城市国家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存在。

当野蛮征服了文明

公元前8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野蛮征服文明”的浪潮。位于今天苏丹地区的古实王国（也译作库施）征服了埃及，位于今伊拉克北部的亚述统一了两河流域。而同时期的西周王朝则遭受犬戎的攻击，被迫东迁，进入了另一个历史阶段。其实，无论古实还是亚述甚至犬戎并非野蛮民族，而是拥有漫长发展历程的国族。在征服了文明中心后，这些国族纷纷吸收了征服对象的文化，拿来为己所用。例如古实王国的君主，开始以埃及法老自居，大批制造充满埃及风格的法老石像和随葬明器“沙伯提”。

周王室东迁后并未灭亡。此时占据西周政治中心的是崛起于陇东的秦人国族。作为新晋诸侯，出身戎狄的秦国极力在文化上效仿宗周，俨然以周文化正统自居，并借此加强自身在关陇地区统治的合法性。戎狄入侵的另一结果是，中原各国通过文化复兴打造新的族群认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周礼的强调和再造。以齐桓公“尊王攘夷”政策为代表，历届霸主都以恢复王室为政治口号；而春秋晚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克己复礼”的主张，也是旨在恢复周礼、整合社会。这种“恢复”旧有礼制传统的举动和主张，恰恰是旧传统和文化衰落的表现。强调礼乐教化功能，阐发礼制背后的学术意义，增加礼仪环节的复杂程度，这些都是当时东周社会在遭受边缘文化族群冲击后产生的新现象。而西周时期发展变化中的“周礼”却是渐行渐远。

“一神”与“众神”的竞争

公元1—8世纪是世界宗教格局大变动的时代。基于犹太教传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先后在广大地域取得统治性地位。同时，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的佛教，此时也发展成为跨地域的世界宗教。早期排他性的一神教，以及虽然相对宽容但非常强势的佛教，使得之前遍布世界、形态各异的地方宗教或者烟消云散，或者收缩于一隅再无发展。展览中展出的阿拉伯青铜手，制作于公元100—300年的也门，是献祭给当地小城市“里阳”的神明。而展厅内体量巨大的密特拉神像，则是同一时期盛行于波斯、罗马等地密特拉教的遗存。这些地方性乃至跨地域的宗教，无不在世界性宗教兴起后归于沉寂。

然而，地处东亚的中古中国以其巨大的包容性，兼收并蓄地接受外来宗教。与此同时，本土宗教信仰体系也在茁壮成长。展览中出现的东汉六博俑，根据国博学者李重蓉研究，是“弘农风格”（汉代弘农郡在今陕西、河南部分地区）的随葬品。这件文物表现了两人对坐进行六博游戏的场景。六博是流行于先秦秦汉时期的一种棋类游戏，至宋代消失。因器具当中有六根筭筹，故称六博（亦称六筭）。作为棋盘的博局往往饰有宇宙图式，因此学者普遍认为这种游戏与当时流行的宇宙观念有着某种联系。此外，作为随葬品，这类游戏俑表明，当时人认为死后世界仍然需要游戏，是“事死如生”丧葬观念的体现。同样是满足死后世界的物质需求，先秦以及西汉的贵族墓葬中，更多见日常生活的实物。但东汉墓葬中，陶器制作的模型明器却占据了主流，如代表粮食的陶仓模型，代表六畜的陶圈模型等。这种本土信仰体系的坚持与变化，与当时世界范围内宗教格局的变迁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中华文明到了最自信的时候

公元8世纪，扩张中的唐王朝与阿拔斯王朝的征服历史性地碰触了。虽然悬隔东西的两大帝国除了一次遭遇战外，并没有什么历史交集。但是帝国之间的贸易通过丝绸之路连接了起来。唐朝文化中浓郁的“胡风”得益于这种持续不断的贸易往来，而阿拉伯世界则成为沟通东西文明的桥梁和纽带。

展览中唐朝刘庭训墓出土的三彩文官俑本身并没有什么异域色彩，但是同墓所出的骆驼俑、胡人俑则展现了当时中国无处不在的西域文化。略早于三彩俑的龙形双耳瓶，更是将中国陶瓷艺术与西方风格紧密结合在一起。开放和自信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达于巅峰的中古中国文明。

青花盛开在欧亚大陆

蒙古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在横跨欧亚的广袤地域上，世界贸易被置于空前广阔的保护伞下。蒙古统治者们对于贸易自由的宽容和扶植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才有了马可·波罗的游历。尽管青花瓷器的起源尚存争论，但是元代大量烧制青花瓷却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青花钴料并非中国所产，而是来自伊朗，时称“回回青”；青花瓷器的生产目的是为了销往中东，因为发色艳丽的青花正是伊斯兰世界钟爱的色彩。元帝国沟通了从景德镇到中东的瓷器贸易之路，创造了青花奇迹。热销海外的出口产品最后转为内销，中国人不仅接受了异域风格的青花瓷，甚至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在青花瓷器身上，我们发现世界性与民族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制造的世界

2010年中国深圳生产的太阳能充电器和电灯是许多中国观众感到莫名其妙的展品。其实，如果浏览了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制造的世界”便会发现，这一部分是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反思。如果说20世纪应当反思暴力，那么21世纪的反思对象必然不能遗漏环境与能源。随着工业化以及高能耗产业向第三世界转移，环境污染的恶果也随之被转嫁而来。人类被自己制造的工业体系困扰着。究竟如何实现自我救赎？如何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全球化时代的贫富差距能够通过什么手段加以缩小？人类如何在世界经济增长的大盘中分享红利？这些问题都能从这件不起眼的廉价商品中寻找到线索：太阳能作为清洁能源是人类新能源的组成部分。而廉价的光明可以为最不发达地区带来提升自我、增进社会的机遇。当人们忽视这些身边的产品时，可能就与历史擦肩而过。这件展品告诉我们，历史不仅是久远的过去，而且存在于当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她需要我们对个案进行梳理和研究，也需要我们尝试用不同视角远观或近察。“大英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让古老而维新的中华文明身处世界历史长河之中，焕发出不一样的光芒。

本组图片版权归大英博物馆董事会所有，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