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儿胡同45号院溯源

老北京人都叫它“北衙门” 从明代起，这里就是北镇抚司所在地。帽儿胡同45号院现如今已经衰败了。我指的是人气儿，即这个院里曾有过的历史和人文内涵。

先说它的历史吧，老北京人都叫它“北衙门”，因为从明代起，这里就是北镇抚司所在地，而且坐落在京城的北面。与其相对应的则是南镇抚司。北镇抚司是干什么的？就是传理皇帝钦定的案件，它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犯人，不必经过司法机构。北镇抚司外部任务较多，经常出差全国，由于直接向皇帝负责，因此地方官员见到北镇抚司的人都是毕恭毕敬，一点不敢大意，并称之为“上差”或“钦差”。通俗点说北镇抚司就是朝廷抓人的部门，死于酷刑之下的冤魂不计其数，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在明史中最令人胆寒的锦衣卫即为北镇抚司十三太保。

到了清朝，北镇抚司仍然延续了它的功能，还是抓人，维护朝廷的稳定。不过此时的名称变了，叫做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衙门，也就是负责京师的卫戍、警备和治安的机构，简称步军统领衙门，长官简称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这九座城门即：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东直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有点像现在的北京卫戍区，可见其权力之大。

辛亥革命后，根据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宣布的优待清皇室条件中有“大清皇帝尊号仍存不废”等项目，所以不仅紫禁城内各机构仍存在，而且八旗都统衙门一概照旧。这样步军统领衙门不仅没有裁撤，反而约定与警察厅互有分工，各自承担北京城内外地面的治安，只是将其更名为京师步军统领衙门，仍辖左右翼总兵。直到1924年，冯玉祥率部进入北京，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这一特殊的衙门才被裁撤。

清史专家朱家溍先生早年间就住在帽儿胡同，曾对“北衙门”有过非常准确的描述：“我记得幼年住在帽儿胡同的时候，常常经过这个衙门。住在帽儿胡同出入西口，衙门前是必由之路，等于穿越步军统领衙门的东西辕门。大门三楹、筒瓦、脊兽、硬山式。左右坎墙隔扇窗，中间朱漆大门两扇。门前有上马石，门内正中影壁、大堂、左右厢房，人们从衙门外面就只能看到这些。后面还有几进正房、厢房。衙门左侧为演武厅，大门三楹举架高大，门左右有八字墙，门前有石狮一对。从门外可以看到门内是个大操场，坐北朝南一座高台，台上五楹两卷的敞厅，两旁有群房。这两座大门的对面一二百步的距离，有两座照壁。以上就是当年这座衙门的面貌。现在楼前一个服务公司的房子是盖在原来右边大门台基上的，四周的台帮石还是原来的基址，除此以外再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迹了。”

到了民国，驻进了保安部队，继续它的功能。至于准确的叫什么，有什么沿革，尚需进一步考证。但这里有一个小插曲：1930年我父亲王林在今是中学读书，当时他已经参加了共青团，5月末因组织领导全校学生总罢课，被学校开除学籍，之后被国民党侦缉队带走，先是押在这里，后转往别处。今是中学旧址，即现在的中央戏剧学院，在棉花胡同，与帽儿胡同只隔着一条雨儿胡同。30年后，我母亲刘燕瑾随着实验话剧院搬进这里，一次一位老战友来看父亲，父亲就带他参观当年审问他的地方，正巧我在，就陪着转了一圈。

1956年中央实验话剧院落地“北衙门”

北京解放后，公安部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北衙门”，最初是想在这里组建一个公安系统的文工团。1956年中央实验话剧院成立，没有地方，于是孙维世找了周恩来总理，硬是从公安部长罗瑞卿手里将这块地要了过来。为最后落实，孙维世还写了一封信，让黄斐和张平直接到公安部找到罗瑞卿，让他亲自签了字，从此这块龙脉上的宝地就划归了剧院。

中央实验话剧院是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导训班和表训班的基础上组建的，这两个班都是古里叶夫、列斯里等苏联专家培训出来的，学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孙维世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就想以此体系成立一个剧院。过去中国还没有斯坦尼体系，所以这个剧院名字用了“实验”二字，并由欧阳予倩兼任首任院长，朱德元帅也为剧院题了名。

从1956年建院到2001年组建国家话剧院，直至以后陆续搬出，在这半个多世纪中，这个大院经历了建院初期的辉煌，接着就是十年“文革”，以后又迎来改革开放。自然也就牵扯到一大批文化名人，我都无法去数了，但我最熟悉的是孙维世、舒强、蓝光、姚向黎、李丁、郑振瑶、张平、陈强、石维坚、于蓝、雷恪生等等，在传达室还经常见到谷建芬、刘梦溪等文化界名人。这里面有喜剧也有悲剧，特别是在那特殊的年代，都是一出出人生的大戏。当然这是上一辈。

到了我们这一辈，又出了陈佩斯、黄宁、耿小震、管虎、黄小磊……我弟弟王克平参加星星美展的木雕就是在这里做的。我还时常看到史铁生坐着轮椅来找刘树刚，李陀和张暖忻也常来孙敏家做客，阿城、袁运生、丁绍光也不时到我家来闲坐聊天……话剧院新一代的演员，像伍宇娟、史可、贾宏声、金莉莉等，也是从这里走上明星之路。

一到冬天我姥姥就抱怨 生多大的炉子屋里都不暖和

这个大院也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从部队转业回来，没有房子，就住在母亲家里，这里也成了我的婚房。池小宁常来和我聊摄影的事，那天他看到我的电影剧本《红象》，便拿给刚成立的儿影厂的厂长于蓝，并由田壮壮、张艺谋等拍成影片，成为“第五代导演的第一声怒吼”。在采访聂卫平的过程中，他也多次到我这来讲述，以后又是在这儿的电脑上打出了他的自传《围棋人生》。最令我震惊的是，一天晚上七八点钟了，忽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程子华，他见我母亲不在，便坐下来和我聊了半天。这位开国元勋平易得就像邻家的老大爷。

当然了，在我们这个家里，因为“代沟”也产生过激烈的冲突。父亲写了个剧本《宋氏三姐妹》让我提意见，我不以为然，批评他受“三突出”影响，他就很不高兴，在日记中流露出对我“大为失望”。他看不懂克平的木雕，骂他“崇洋媚外”。但他对我们还是充满父爱的，只是表面上从来不说。至今我仍然住在这里，伴随着我的种种记忆。

话再说回来，我们当年住的“衙门”，是一层一层的院落，房屋都建在高台阶上，有些是带回廊的中式大厅，很高很大，所以都习惯地称之为“大庙”。几条青石板路将全院贯通，院里还有假山，假山上有几块太湖石，院落之间有月亮门、宝瓶门，古色古香。我家就住在一个“大殿”内，四周有四根合抱粗的柱子，房梁也全是木结构，地下铺的是大块的方砖。一到冬天我姥姥就抱怨，生多大的炉子屋里都不暖和。

但最不方便的还是这里没有上下水，使用的是院中的公用自来水管，中午洗菜还要排个儿，冬天夜里经常上冻，早晨要用热水化开笼头。各家的煤球炉子也都安放在走廊或过道里，厕所自然也是公共的了，在大院的最北头，全是蹲坑，还没挡板，聊天很方便。在墙上的值日表上，那些著名演员的名字也都在上面。这里也是我和他们经常见面的地方。

那片“大庙”和“大殿”也随之被拆 只剩下一对石狮子

“文革”后期，朱家溍所说的那个“大操场”还在，我们小字辈经常在那踢球。操场北面的殿宇式结构的古建筑，我们称之为“大殿”，包括两侧的配殿也都还在，是剧院存放道具的地方，我们也经常爬进去偷些道具玩耍。后来这里先盖起四栋五层的单元楼，原住在“大庙”里的人陆续搬了进去，那时还觉得挺美，因为有了私家的厨房和厕所，方便多了。那片“大庙”和“大殿”也随之被拆，只剩下一对石狮子。在拆毁的地面上，盖了个办公楼，计划再盖剧场。不知何故拖了下来，一拖就是几十年，至今还是一片“白茫茫”的空地。

说到这对石狮子，“文革”中也有一段故事。红卫兵破四旧要砸这对石狮子，因其石质太硬，砸不动，于是往上面泼了很多沥青，使石狮子全身上下黑乎乎的，就像两只怪物蹲在门口。后来为了庆祝某个重大节日，整顿街道卫生，觉得这么黑乎乎的实在不雅观，于是指派还在被审查的黄斐等人对石狮子进行清洗。开始他们用棉花蘸上汽油涂在沥青上浸泡，然后再一点一点清除污迹。大约用了两三天才清除了一部分。于是有人汇报说他们磨洋工，第二天监管干部宣布，为了加快清洗进度，改用钢丝刷。黄斐说：“那是文物。”幸好监管干部也是文化人，犹豫了片刻后，同意了他们的做法，由此也保护了这件明代洪武年间由工匠精心打制的石兽。

后来国家话剧院搬到新址，这里完全空了下来，成了临时停车场。那一对石狮子开始就丢弃在办公楼的后面，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后，现不知去向。大概有人忽然想起了它的价值，将它移走。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陆续走了，或搬到别的地方去住，房子有的卖了，有的出租了，一批批新人住了进来，过去的那种文脉也随之断了，成了新型的“大杂院”。

前几年，有人要编一本《北京的大院》丛书，我说帽儿胡同45号院里的故事太多了，可以编成一本纵观历史的大书。黄宁就曾编过一本纪念他父亲黄斐的小册子，其中很多故事都是发生在这个大院里的。我还真找过几个人策划此事，后因各种原因不了了之。此文也就是个引子，希望能有大院的人续之。

供图/王端阳 文/王端阳

作者曾任《中国摄影报》新闻部主任，《民间文学》副主编。2006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