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调到北京饭店工作，其间有幸亲历了北京饭店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一次深刻的转型过程，所经历的许多事情至今难以忘怀。
初步觉醒的经营意识
解放后，北京饭店作为历史悠久、基础雄厚的百年老店，承担了许多党和国家重要的外事接待服务，并出色地完成了国务活动的接待任务。由此也形成了北京饭店有别于其它饭店的特征。如饭店工作的宗旨是为中央外事服务；饭店员工要求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饭店的服务任务均由上级主管部门下达，饭店无经营自主权；往来客人中各国政要居多；甚至相当一段时间解放军部队承担饭店的保安职责。所有这些特征决定了那时的北京饭店是一个事业单位性质的、不计成本不求效益、相对封闭的高级招待所，普通百姓则难以企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此时，饭店原来不计成本、不求效益而单纯的服务意识，受到了猛烈冲击。饭店业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店上下迸发出强烈的为“四化”做贡献的热情。干部职工纷纷要求增加服务项目，扩大经营范围，提高经济效益。一时间，客房部加快了清扫整理房间的速度，客房出租率得到提高，并千方百计扩大了出租面积；餐饮部不仅增加了十元一餐的自助餐，还聘请名厨登台，现场制作名菜和时令菜；宴会厅则积极举办舞会、展览等。这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宾客的需要。变化最大的要数小卖部。当时小卖部的营业面积十分窄小，且只有烟酒糖果等少量商品，为此饭店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即把东楼的大休息厅改为商场。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关注和热议，有人表示怀疑：这么好端端的大厅怎么改成商场呢？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请示了市里有关领导，并获得支持。于是我们义无返顾开始筹办。为尽快开业，我们的老经理齐永胜同志带着大家到百货大楼、东安市场等单位借柜台，在兄弟单位的支持下，几天的工夫，就把原来只有12个柜台的小卖部扩大为58个柜台（1985年达到87个）的商品部，经营的品种增加到2400个（1985年达到4000多个），营业收入由原来的月入几万元增加到40余万元（1985年高达千万元）。在提高服务水平的同时饭店经济效益也大幅度增长。
就这样，北京饭店这个“高级招待所”的大门面向市场逐渐打开了。
大张旗鼓的全员培训
饭店大门敞开了，接踵而至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入住高峰，仅1978年饭店就接待了来自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2000多个，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引智育才的重要性。从1979年起，饭店除组织职工业余学习英语外，还开办了半年一期的脱产英语班，当年两期共培训75人。通过学习，学员不仅掌握了日常服务用语，还为进一步自学提高打下了基础。到1985年我们已办了11期英语班，共292人参加培训，从而达到全店近三分之二的服务员能用英语为客人服务。为了鼓励大家提高外语水平，经上级批准，饭店还在全市率先实行了发放外语津贴的奖励办法。
从1979年开始，饭店还本着“缺什么补什么，干什么学什么”的原则，组织员工补习文化，学习业务技能。饭店先后办起了初高中文化补习班，技术工人数学班，川菜、粤菜、淮扬菜等不同菜系的烹饪班，全店上下学习热情空前高涨。
在此基础上，饭店又选派了部分优秀员工到大中专院校进修深造，在北大学习英语的员工回来当上了店里的英语教师；在电大学习电子技术的员工回来参与了饭店计算机网络筹建工作（1986年5月开始运行）。1985年饭店先后派出55人外出学习，其中有3人到德国、意大利学习饭店管理。
如此规模的全员培训，促成了员工素质的显著提高，并在实践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管理人才。1984年调整后的领导班子中，29岁的党委副书记是人大分校经贸专业毕业的；27岁的副经理先在煤炭干部管理学院后赴意大利学习英语和饭店管理。此后，北京许多饭店的管理层中，有不少从北京饭店走出去的优秀人才。
互利双赢的校企合作
1980年春季的一天，西城区负责教育的副区长、一五八中学校长和第一服务局副书记刘云同志与北京饭店的几位负责同志举行了一个洽谈会，商谈饭店与一五八中合办外事服务职业高中班事宜。在当时，一方面由于饭店业的快速发展急需充实新生力量，而原来的子女顶班、师傅带徒弟的用工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学校，一五八中学则正在探索职业教育的改革之路。因此双方一拍即合，迅速达成协议，并成立了领导小组，一五八中一位副校长任组长，饭店派我任副组长。接着便参加了市里的贯彻中央调整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筹备工作就此展开。
经过短时间筹备，双方合办的全市第一届职业高中班，共招收三个班120名学生。1985年发展成为一所独立的外事服务职业高中，在校生总数达到12个班540名。本着择优录用的原则，除个别留校外，第一届毕业生被北京饭店全部录用，分配到客房部、餐饮部、商品部工作。这些毕业生既有文化知识，又有专业知识和一定的操作技能，懂外语，知识面广，应变能力强，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一上岗就能顶班，从而实现了先培训后上岗的要求。
实践证明，校企合作是一条互通有无，互利双赢的路，是一条多快好省培养人才的路。学校有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有充分的基础教育的师资力量，有较好的教学基础设施和校舍；饭店则对本行业人才需求及标准有清醒的认识，并有丰富的专业人才和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一北京校企结合模式在职业高中得到迅速发展。
令人振奋的改制扩权
大约在1981年，饭店老经理齐永胜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北京饭店试行改制扩权的指示，这让大家十分振奋。扩大企业自主权，意味着为企业松绑，意味着企业有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施展拳脚的更广阔空间，意味着饭店的员工依靠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努力工作将会获得更多的利益。
扩大企业自主权，定会给饭店注入更大的活力和生机，当然也给我们增加很多压力。从当时形势出发，这次改制扩权企业获得了经营自主权，规定在保证完成接待任务的同时，企业可自行招揽客人，出租厅堂客房；房价上下浮动10%-15%；企业可派劳务、合资、设分支机构；可进口必要的材料和设备；在财务方面，规定企业不需报批，可自行从银行提款；在人事管理方面，企业可自定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并自行招进调出以及决定部门以下人员的任免；企业还可自行制定奖惩办法，以彻底打破“大锅饭”，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
据此，饭店主动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很快扩权改制的成果便显现出来。当然，这一过程并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比如在企业利润分配问题上，就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实践——摸索——再实践的过程。1982年5月，在反复测算后，经国务院批准，企业实行了利润留成办法，即以上年利润为基数，完成利润基数，饭店留成20%，超额部分留成30%。经试行，我们发现方案对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提高服务水平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当时客房出租率几近饱和，增加收入的潜力已不大的情况下，实行这个办法，基数年年增大，超额逐年减少，可谓“鞭打快牛”。从长远讲，则不利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加上职工奖金又限制得很死，不完全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于是，我们又提出了利润递增包干新方案。然而，方案在利润留成和责权分配上与当时主管局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最终在当时市长和主管领导的协调下，才得以确定，并于1983年1月开始实行。新方案本着提高服务水平，增加收入，兼顾国家企业职工和宾客利益的原则，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利润递增包干办法，即以1982年上缴利润为基数每年递增3%，且三年不变，超过部分留企业，其中50%为发展基金，20%为集体福利基金，20%为奖金津贴加班费，10%为后备基金。与此同时，饭店不断完善奖金分配办法，学习建国饭店的管理经验，结合本店的具体情况，制订以岗位责任制规定的岗位工作规格标准为主要内容，以逐级考核为主要手段的奖金发放办法，将奖金分为五个等级，拉开档距，日考月评，做到评比标准数据化，使员工工作态度、劳动成果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起到奖勤罚懒、调动积极性的作用。1984年，饭店还利用自有基金，给1390名员工浮动一级工资，人均增加9.95元。
改制扩权促使企业真正活了起来。1986年，在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稳步提高的同时，全店营业额比上年增长41.2%，利润比上年增长59.75%。至此，北京饭店终于从一个高级招待所，向一个具有一定竞争力的经营开拓型饭店迈进了一大步。
今天当我们面对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丰硕成果时，作为北京饭店发展的参与者，回顾改革开放之初，饭店所经历的冲击和震撼，所面对的矛盾和困难，所越过的坑坑坎坎，以及所收获的一次次喜悦，真是感慨万千，一切都来得那么不容易。当大家向今天获得成功的年轻一代表达敬意时，我还要向带领我们走过改革开放初期艰苦岁月的老一辈革命家致敬，向不畏艰难、开拓进取，闯出改革开放新天地的那一代人致敬，没有他们的不懈努力就没有今天的发展成就。我永远不会忘记，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亲临北京饭店对我们的关心指点和教诲，他亲自询问我们的工作，指示我们到深圳珠海学习，并听取我们学习归来的汇报，他饱含深情和希望为我们题写“北京饭店”四个大字，他深邃的思想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激励着我们走在饭店改革开放的前列。
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坚信改革开放的路会越走越宽，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明天将会更美好。
作者简介：今年85岁高龄。1948年参加革命。1975-1987年任北京饭店领导班子成员；1988年调北京市旅游局任人事教育处处长、局工会主席。自上世纪80年代初，积极支持北京市创办职业高中，为北京市旅游、服务类职业学校创办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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