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京宁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周杰伦一曲《青花瓷》，让“青花”红遍大江南北。几成元朝代表性文化符号的元青花，由宋瓷的清雅转向华丽奔放，体现了中国瓷器的审美转向与多元文化的融合互鉴。
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海宇会同——元代瓷器文化展》，集中呈现以元代瓷器为主的96件文物精品，其中不仅有各地博物馆收藏的传世珍品，还包含了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福建平潭大练岛沉船、西沙群岛石屿二号沉船等水下考古工作的成果，为观者复现元代繁华的历史图景。
元瓷器演绎“高手在民间”
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朝在江西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负责皇室烧造，并设专管员管理匠户。这一机构设置之初，可能是与朝廷需要质纯的祭器有关。
浮梁磁局的窑场，并不像后来明清御窑厂那样有专门的窑址，而是“高手在民间”，其工匠分散在条件较好的民窑中进行生产。尽管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但不碍官办窑场引领全国瓷器制作的风尚。以景德镇窑为中心，龙泉窑、磁州窑等全国性和地方窑口的生产蓬勃繁荣。
诸如柔美的青花莲池纹玉壶春瓶，便产自江西景德镇窑，造型由唐代寺院里的净水瓶演变而来。就连“玉壶春”这个名字也颇多诗意，一般说是因宋人的诗句“玉壶先春”而得名；也有人说是因唐代《诗品·典雅》中“玉壶买春，赏雨茆屋”而得名。
器型源自盛水的皮囊壶
元朝疆域辽阔，海上贸易发达，中外交流频繁，形成了独特、多元、开放的文化格局。
是以，元代不只有青花瓷，还有更为多彩的色系组合。诸如安定门外出土的白地黑花龙凤纹四系扁壶便是其一。壶的腹部扁平微鼓，肩部两侧各有两小环形系，它的原型应是北方少数民族盛水的皮囊壶。
元代的大都北京，是南北方货物的贸易集散地，以及中原文化、草原游牧文化等多种文化的融合区，汇聚四方之精，自然出有不少的遗珍。
旧鼓楼大街出土的青花花卉纹托盏清新素雅，颜值颇高。盏内壁绘卷草纹，盏心绘花卉纹，盏座呈高圈足盘状，内壁绘花卉纹，外壁绘变形莲瓣纹，高足绘蕉叶纹，青花发色艳丽，整体小巧玲珑。
据了解，元时有不少青花大盘出口西亚，这些贸易瓷根据销往国家的特殊需求烧制而成，现如今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伊朗国家博物馆均收藏不菲。
取材伊朗进口的辅料
除了出口，元青花本身也是中外技术和文化交流的产物。
元朝建立后，随着大批中亚和西亚知识分子、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受西域文化影响的中国工匠开始结合传统的中国图案烧制出赏心悦目的青花瓷，此外，元青花是使用产自伊朗进口的“苏麻离青”为绘制钴料，用景德镇制瓷技术，结合双方的审美情趣烧制而成的高温釉下彩瓷。开创了一代中国人审美的先河。
新街口后桃园元代居址出土的兽面双螭耳连座瓶，产自河南禹州钧窑。瓶的口沿下折为五曲花瓣状，长束颈，颈肩之间有两个对称的摩羯形扁耳，腹上部贴塑两枚兽耳衔环铺首，额上刻黄釉“王”字。
瓶下面为一镂空器座，座上为盘状，中为五边形，下为圆形。座的每壁中有一壼（kǔn）门（编者注：壼门原是佛教建筑用语，为一种须弥座的图案或家具的装饰样式）。因出土地为元统治阶层住所，其应为皇室用品。器物柱棱上端各有一突出兽头，也凸显了草原民族的审美情趣。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昌平出土的青釉骑犼（编者注：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观音菩萨像，菩萨头顶高耸花冠，上穿双领袈裟，下着串珠纹裙，佛教印记已颇为明显。
审美向世俗化风格转变
元代瓷器的器型和釉色，总体从审美主导向世俗化风格转变，出现了更多大型器物，装饰繁密，纹样突出。而且，瓷器生产技术也得以飞速跃升：瓷胎中采用高岭土加瓷土的二元配方法、模制成型的工艺进一步成熟、釉下绘彩的艺术形式，都使得元青花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新篇章。
青花云龙纹罐的纹饰分为四层，层次分明，青花发色青翠浓艳，可能采用了来自西亚一带的进口辅料。
有了制造，才会促进贸易和流通。这一时期，瓷器的大批量产使得海外贸易扩展了。变化万千、精美绝伦的瓷器以贸易为载体，清晰地呈现出沿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传播的演变趋势。
元代沉船中出水的瓷器，是元代文化交往、中外互通的实例。其中，产自磁州窑的鱼藻纹盆，其间填以水草圆点纹，腹内壁绘斜线纹，象征水波纹，内底绘一鱼游于两株水草之间，生动活泼，颇具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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