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旺 杨昌平
编者按
时光倒流一百年。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著名报人邵飘萍创办《京报》，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他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面对凶残的军阀大义凛然，不改初心，最后慷慨赴死……
邵飘萍的事迹令人敬仰，他生活和工作的京报馆至今仍然深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条小巷内，静静地述说着这段历史传奇。本期我们探访的第一个红迹就是京报馆旧址；第二个红迹是从中央苏区起逐渐发展壮大的新华社；第三个红迹是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是战火中诞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第四个红迹是中央电视台，从创办开始，央视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第五个红迹是北京日报社，数十年来，北京日报社见证重大历史事件，并在政府与市民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红迹19 京报馆旧址
革命报人的斗争舞台
城南虎坊桥路口，沿着骡马市大街西行，走过二三百米，路北是一条南北小巷，名曰魏染胡同，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大名鼎鼎的京报馆便坐落于此。
沿巷口往北，胡同不宽，有树木扶疏，少闹市喧嚣。不一会儿便能看到路旁伫立着一座民国风格的二层楼房，在一片青砖灰瓦的四合院中间，颇显醒目，门楣上赫然镌刻着三个大字：京报馆。抬眼望去，狭长的灰色楼体被清理得整洁肃穆，两根廊柱高大挺拔，犹显精神。
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告诉笔者，1918年10月，邵飘萍创办《京报》，这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进步报纸，与上海的《申报》齐名，当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同时，《京报》也是中国北方惟一拥有自建馆舍的报纸。
进入京报馆大门，沿着古旧的木制楼梯拾级而上，二楼右手第一间便是邵飘萍的社长办公室。走进室内，岁月悠长，时光穿梭，好似看到他的身影，或凝神沉思，或奋笔疾书。身处那样一个年代，邵飘萍怎能不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奔走呼号呢？
1918年10月，邵飘萍担任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1919年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学堂举行的各高校集会上，邵飘萍登台振臂高呼：“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从5月4日开始，邵飘萍主持的《京报》连续对五四运动进行报道，抨击和揭露北洋军阀和官僚投靠帝国主义的罪行，声援学生和工人的爱国运动。他秉笔直书，高声呐喊“大祸临头，忍无可忍”。《坚持到底》《万众一心》等40多篇署名评论，如雪片般飞上报端，激荡士气，鼓舞人心。
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授课期间，邵飘萍还与作为学员的毛泽东结识，且交往甚密。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国记者斯诺介绍自己的生平时，专门提到了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并赞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这段话，被斯诺记述在《西行漫记》中。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还亲自批复了追认邵飘萍为烈士的请示文件。
正在布置的邵飘萍生平事迹展中，将陈列邵飘萍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京报》“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专版”、“批复确认邵飘萍为中国共产党员”等珍贵史料，充分展现他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风采。
五四运动后，《京报》被反动军阀政府查封，邵飘萍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邵飘萍如饥似渴地从日文马列著作中吸收新思想、新知识，并出版专著《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客观而系统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赞颂革命。其中《新俄国之研究》被毛泽东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列为教学参考书。
1920年，邵飘萍自日本回到北京后，就开始与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中共早期领导人接触来往。毛泽东的同乡好友、曾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的罗章龙回忆说，邵飘萍是由他和李大钊介绍入党的，因为邵飘萍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故而隐藏其党员身份。1986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批复浙江省金华市委的报告中，承认了邵飘萍的党籍，入党时间为1925年。
京报馆附属的两个四合院是当年邵飘萍和家人生活的场所，冬日里的小院洒满了阳光，处处显得安详美好。
据工作人员介绍，在故居经过整修后，院门口的影壁上将会镌刻四个大字：铁肩辣手。原句出自明朝嘉靖年间名臣杨继盛（字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邵飘萍非常推崇这两句诗，他挥笔大书，悬于报社墙上，用于自勉，也勉励同仁。
这四个字，充分体现了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飘萍风骨。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自创立《京报》开始，每一次爱国运动，邵飘萍都借助《京报》猛烈发声。
邵飘萍对军阀张作霖通过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卑劣行径极为不齿。1925年11月，当国民军领袖冯玉祥与奉系进步将领郭松龄共同发动“倒张战争”后，邵飘萍在《京报》上揭露张作霖的滔天罪行，有力配合了郭、冯的军事行动。冯玉祥为此夸赞道：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邵飘萍在《日军阀之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吾人所以反对张作霖，固因其违反民意，妄肆野心，以武力逞威权，视战争如儿戏。独夫民贼，不应再听其专横……”
为了堵住邵飘萍的嘴，张作霖命人即刻汇款30万元收买邵飘萍，这开创了民国时期军阀收买舆论界的新纪录。然而，邵飘萍气冲冲地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将张的30万元汇款退回，并继续在报上对张进行揭露。
1926年4月，张作霖的部队进入北京，下令以“鼓吹赤化”罪名逮捕邵飘萍。邵飘萍闻讯后躲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奉系军阀收买了邵飘萍的友人，诱捕了邵飘萍。4月26日凌晨5时许，邵飘萍被绑赴天桥刑场，一代传奇报人慷慨赴义，时年40岁。
岁月沧桑，湮没了历史的辉煌。由于种种原因，30多户居民“蜗居”于此。王润泽教授撰写了重修京报馆的提案，呼吁保护好、利用好京报馆。有关部门积极响应，一场恢复京报馆历史风貌的行动就此展开。
2019年，西城区政府完成了京报馆内原有居民的搬迁，并开始对文物本体进行修缮。近期，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担负起展陈装修与布置的职责。
据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品牌推广部负责人介绍，京报馆展陈工程除了尽可能恢复当年邵飘萍故居和《京报》编辑部的原貌外，还陈设了“百年红色报刊”展，介绍党报党刊从萌芽、诞生、燎原到长征、抗战、解放、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诸多阶段的成长，继而进行媒体融合、昂首走进新时代的光辉历程。
京报馆内的三个展览，将一份进步报纸的坎坷命运，一个传奇报人的慷慨人生和一段党领导下红色报刊的奋斗发展史，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背景下，使观众深刻领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新闻事业才能蓬勃壮大。
几个月后，京报馆将装设一新，对外开放。它不仅是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新亮点，也将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实践基地，党的新闻工作者追寻初心的精神家园。
红迹20 新华社中央苏区走出的国家通讯社
从宣武门往西，有一幢风格庄重、造型似“笔”的大楼，这幢大楼就是新华社的新闻大厦，高约117米，共28层。
“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来到新华社南门，望着大门东侧的“笔”形新闻大厦，我便想起了在大学上新闻课程时，老师们所讲的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选择了新闻行业，就是选择了奔走和忙碌，选择了勇敢和责任，选择了为他人作嫁衣，为历史做记录。
在国内，新华社素有“国家一支笔”的美誉，在90年的历史中，新华社的新闻前辈与同行们以强烈的责任感，记录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关键瞬间，以强烈的使命感书写着属于每个时代的中国故事。
新华社现在的地址是宣武门西大街57号，其搬进这座大院的时间是1949年9月26日，当时的门牌号是国会街26号。现在的新华社大院中，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国会旧址。国会旧址旁有一栋青瓦灰墙的百年建筑，原为清朝末年财政学堂建筑，曾是北平大学法学院图书馆，1949年以后成为新华社图书馆，2011年改造成新华社历史陈列馆。陈列馆中，那长长的烈士名录和墙上那一个个烈士头像浮雕，无声地诉说着国家通讯社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1931年11月7日，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创建于中央苏区的首都——江西瑞金。1931年12月11日，和红中社为同一个编辑部的《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创刊。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红色中华》遂于1937年1月改名为《新中华报》，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1937年1月25日开始用新华社名义向全国发布新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新华社记者活跃在各个战场上，有些同志英勇牺牲，用鲜血和生命记录了这段不朽的历史。
新华社的工作始终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过不少新闻稿。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1949年4月22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撰写了消息《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红迹21 人民日报社
战火中诞生的党的喉舌
时常经过金台西路，便不经意间领略到人民日报社在新媒体时代的锐意创新精神。金台西路东侧是报社西门，新媒体大厦就坐落在西门内。每到夜晚，新媒体大厦外立面蓝、黄、红等各种颜色的灯光变幻着闪烁，间或呈现一个“人民日报客户端”的二维码。
人民日报社是1980年5月25日搬到金台西路的，当时这里是北京机械学院的旧址。迁址之前，该社在王府井大街117号办公。人民日报社从事新闻史与社史研究的朱悦华在《从王府井到金台路》一文中，介绍了人民日报社迁址的经过。
1972年，毛泽东主席在看了彩版《纽约时报》后说：“我们也要出版彩色报纸。”于是，人民日报社在新建彩色印刷厂的过程中，迁址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73年9月24日，周恩来总理批示，人民日报的新址，只能选空出的大学、学院改建。当时机械学院已经搬到陕西建校，于是，人民日报社的新址，就选在了机械学院。
那么，人民日报社又是什么时候来到原王府井大街117号的呢？北平和平解放前，国民党在北方的头号党报《华北日报》在这里办公。1949年1月31日晚，范长江带队接管《华北日报》，2月2日，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人民日报·北平版》在原王府井大街117号创刊。3月15日，华北《人民日报》搬到北平，《人民日报·北平版》终刊。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并沿用1948年6月15日的期号。
1948年6月15日是华北《人民日报》创刊的日期，那一天的报头用上了毛泽东手书的“人民日报”报头。代创刊词为《华北解放区的当前任务》，华北解放区由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而来，由中共华北中央局领导。而华北《人民日报》由晋察冀解放区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合并而来。
《晋察冀日报》创刊于1937年12月11日，先后有38人在战斗中牺牲。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前身则是1939年1月1日创刊的华北《新华日报》，仅在1942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该报就有总编辑何云等46人牺牲。
红迹22 中央电视台
春晚陪伴我们的成长
忙忙碌碌又是一年，春节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再过几天，除夕之夜，想必又有不少人家围坐一起，观看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
顺着长安街西行，过了军事博物馆，就能看到那熟悉的央视大楼。这座方方正正的高楼名为中央彩色电视中心。1983年举办第一届春晚时，央视还在广播大厦院内办公，演播厅的设施比较简陋。1988年，央视搬到彩电中心。
1983年的春晚是中国电视节目的一个里程碑，当时的春晚没有专门的主持人，马季、姜昆、王景愚、刘晓庆成了首届春晚的主持。李谷一成为春晚正式登台的第一位歌手，一曲《乡恋》给无数人留下深刻印象。值得一提的是，《乡恋》是在观众的要求下演唱的。那届春晚的总导演是黄一鹤与邓在军，黄一鹤建议采取观众电话点播节目的形式实现与观众的互动。于是，首届春晚设有四部热线电话，观众可以打电话点播，由现场的歌唱家演唱。在观众的要求下，已经演唱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多首歌曲的李谷一，又演唱了《乡恋》。
从此，央视的春晚成了国人欢度春节的一个重要形式，成为老百姓每年除夕夜的视听盛宴。马季的《宇宙牌香烟》、陈佩斯的《吃面条》、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赵本山的《卖拐》，以及《千手观音》等一大批节目给观众留下永久的记忆，伴随着大家度过一个个欢乐的除夕之夜。
鲜有人知的是，国人第一次看到电视，是1957年在北京举办的商品展览会上。参观者对“小匣子”无比新奇，有人转到背面，想找找电视里的人藏在哪里。1957年8月17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成立北京电视实验台筹备处，对外称作北京电视台。1958年5月1日，首都北京的天空第一次出现了新中国电视节目的信号，新中国电视事业由此诞生了。1978年5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电视台”正式改称中央电视台，国家电视台的地位予以确认。2018年3月，中央电视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组建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红迹23 北京日报社
架起沟通政府与市民的桥梁
毛主席两次为《北京日报》题写报头，图为1964年9月25日所题写的报头。
毛主席为《北京晚报》题写的报头（复制品）
搬到麻线胡同的北京日报社
东单路口往东，隶属于北京日报社的新闻大厦和新闻采编中心矗立在长安街边，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新闻采编中心显得格外漂亮，南面的弧面玻璃幕墙庄重、大气。在这座大楼里，以《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为主的采编部门全面整合后，编辑记者们从过去的“一支笔”，转型为能写稿、能拍摄、能剪辑、能直播的全媒体记者。
北京日报社最初的社址在苏州胡同125号。根据《北京日报社大事纪要》记载，1950年初，中共北京市委决定创办一张市委机关报，名为《北京晚报》。经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于1951年3月正式建立北京晚报筹备处，社址就在苏州胡同125号。到了1952年3月，北京市委决定，由原来计划办《北京晚报》改为办《北京日报》。5月3日，原北京晚报筹备处迁入西长安街72号。5月24日，毛泽东主席为《北京日报》题写了报头。10月1日，《北京日报》正式创刊。1956年8月12日，北京日报社迁到麻线胡同3号。到了1958年3月15日，《北京晚报》正式创刊，《第一封信》代发刊词首度明确了办报方针，这是办给广大城市居民看的一份报纸，须补日报之不足，更多地反映群众生活面貌。这就是《北京晚报》真诚而朴素的初心。
1964年，毛泽东主席重新为《北京日报》题写了报头，并为《北京晚报》书写了报头。1964年10月1日，《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改用毛主席题写的新报头。
创刊以来，《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很好地履行了党报职责，并且在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报道与活动的影响持续数十年而不褪色。
1959年秋天，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等辉煌工程相继落成，北京的“十大建筑”之称不胫而走。曾任北京日报工交部副主任的刘霆昭讲述，1987年初，他和张红新、安伟向领导提出了评选“北京八十年代十大建筑”的建议，得到报社领导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有关部门协助下，《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联合主办了“北京八十年代十大建筑”评选。2001年、2009年，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再度参与主办评选“十大建筑”。
去年7月，八达岭长城向社会广发“寻找好汉贴”，意在寻找当年参加捐赠活动的爱心人士。这一捐赠活动指的是1984年由《北京晚报》、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北京日报》等单位联合发起的“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自清以来，长城逐渐失修。北京晚报记者苏文洋提出：是不是可以采用社会集资的方法修长城？这个想法获得了文物局和北京日报社的支持，邓小平同志还为“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题词。
“《北京晚报》‘我们日夜在聆听’版面，我都收藏了。”已经担任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副会长的吴世民介绍，这个栏目是他2003年担任市信访办主任时，和《北京晚报》一起创办的，没想到这一办就持续了18年！回顾这些年的报道，吴世民说：“18年来，这个栏目不忘创办初衷！既宣传政府政策，又倾听百姓声音，关心百姓生活，解决具体问题，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深入，可以说在政府与市民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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