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物百年：红色财经》选取了100件国资企业的信物为讲述着眼点，对建党百年来国企传承的精神谱系展开生动的诠释，同时增加了延伸阅读，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信物背后的动人故事，呈现形式更立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中心编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丈量”世界的比例尺
1977年的冬天，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对赴任第六工业机械部部长的柴树藩指示：“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只有“出口”，才有可能走出船舶工业当时的困境，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指示，后来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推船下海”。
1980年年初，在六机部召开工作会议期间，有外商要在我国建造一艘2.7万吨散装货轮，条件是要按照英国劳氏船级社（LR）和日本JSQS质量标准设计建造，需要符合23个国际规范、规则和公约的要求。对于当时的中国船舶制造业来说，建造万吨级货轮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船厂在当时都认为有困难，不能承担。后来，柴树藩找到了大连造船厂的厂长孙文学，问他：“敢不敢干？”经过一番考虑后，孙文学回答：“我们敢干，我们厂能干，这艘货轮的建造任务我们接了！”
经过540天的努力奋战，1981年9月，一艘2.7万吨散装货轮造成了。这条承载了无数人心血的货轮被命名为“长城号”。
为了查验质量，货轮完工交船前，船东包玉星带着外国验船师来到了大连造船厂，验船师将信将疑地对船体5项主尺寸进行了测量。测完后，他大吃一惊，因为5项指标中，有一项误差几乎为零，一项误差为1毫米，一项误差为2毫米，其余两项也大大低于允许的误差要求。
“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不会是我测量错了吧？”验船师似乎不敢相信这样的结果，于是马上当场认真仔细地又测量了一遍。
事实证明，第一次的测量准确无误。
那时，技术人员为造船车间提供的施工设计图全部为手工绘制。据统计，为了这艘货轮，建造技术部门共绘制图纸3400多张。在当时设备落后的条件下，没有精密的测量工具，尺子对于当时的大连造船厂的工人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工具。设计建造一艘2.7万吨的货轮，从船的外部设计到内部部件的设计，全程靠的就是人手一根铅笔和一把小小的比例尺。“长城号”货轮首航经日本驶向美国，途中经受住了4次狂风巨浪的考验。
今天，中国船舶工业能够设计建造符合世界上任何一家船级社规范、满足国际通用技术标准和安全要求、适航于世界上任一航区的各类现代船舶，不仅实现了散货船、油船、集装箱船三大主力船型的自主批量建造，而且在舰船、液化天然气船、各类海洋工程装备、载人深潜器、非船工程等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在若干船舶科技领域实现了由跟跑者向并行者甚至向引领者的转变。
走进中南海的铀矿石
1954年10月，普委二办派出由地质、物探、测量等20多人组成的花山工作队，对广西省富钟县花山区铀矿进行调查。在这里，工作队在黄羌坪发现了附着在蛋白石、方解石表面的钙铀云母等次生铀矿物。很快，他们在这里采集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块铀矿石。
一向处事冷静的周恩来总理接到发现铀矿的电话后也无法按捺激动的心情，他等了好久，等得好苦。得知消息的毛泽东主席要求尽快把石头送到中南海，亲自检验。这块“走”进中南海、上过中央会议的铀矿石也成了我们传承的红色信物。
一块普通的石头，何以让我们动用上万人的队伍寻找多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美国曾威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953年板门店谈判后，美国又将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了冲绳岛，美国一些反华好战分子多次鼓吹美国直接向中国大陆投掷原子弹。面对美国的威胁，中国共产党人不畏惧，不信邪，下定决心，要搞出自己的原子弹来，于是年轻的中国开始组织力量寻找制造原子弹不可缺少的铀矿。找铀，就是找安全。
1954年10月下旬，当听到用于探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在测量该矿石时发出“嘎嘎”的响声时，满足、期待、希望、热烈充斥着整个中南海办公室，而后是短暂的沉默。突然，毛泽东主席铿锵有力地说：“原子弹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该抓了！”
正是从这一天的这一块矿石开始，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的原子城拔地而起。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等一批科学家和数以万计的技术员齐聚于此，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也随之开始。
1964年10月16日，随着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声，是响彻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的声音！这一切，都源于一块小石头，它见证了中国核工业的起步与发展，是中国核工业的“开业之石”，是给予数万万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安全之石”，是大国重器，是中国人的底气！
这块铀矿石的故事，记录了当时发现铀矿石的艰难过程，也记录了故事中人物的情绪变化，我在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情绪紧紧跟随故事的发展，从一开始的紧张到后来扬眉吐气的骄傲，仿佛跟随这件红色信物走过了中国核工业起步和发展的路程。
消灭小儿麻痹症的“糖丸锅”
很多中国孩子的童年记忆里，都有这么一颗小小的糖丸疫苗，白白的、甜甜的，而糖丸锅，就是用来加工制造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糖丸疫苗的。
1955年，江苏南通暴发了一场可怕的疾病，半年时间里，1680人被感染，其中大部分是儿童。患者大多肌肉僵硬、肢体畸形、脊柱弯曲、瘫痪在床。此后，该疾病又在上海、青岛、南宁等城市大规模暴发。后经国务院卫生部调查确认，流行的疾病为脊髓灰质炎，民间俗称小儿麻痹症。
美国专家提出的死疫苗对抗“脊灰”，治好一个儿童，需要支付15美元的专利费用，想要实现全国儿童免疫，难度极大；1960年底，协作组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试制出我国第一批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但这种口服液体疫苗，孩子们十分抗拒，不愿意喝，而且液体疫苗需要低温保存，当时运输条件落后，要覆盖全国，运往偏远山区，储藏和运输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从1964年开始，糖丸疫苗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供应。到1988年，随着“脊灰”疫苗接种率的提高，“脊灰”病例报告数下降至667例。历经几代科学家数十载的不懈努力，2000年，经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包括我国在内的西太平洋地区实现了无“脊灰”目标,避免了因“脊灰”病毒感染引起的死亡和肢体残疾。但是，由于世界上其他地区还存在“脊灰”病毒流行，人类与“脊灰”病毒的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2017年，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在工艺扩大和产能提升上取得重大突破，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建立了符合国际水平的质量标准和严格的工艺过程、参数控制系统，独创或建立的5项关键质控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了全球最大的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生产基地。
在这条生产线上，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口“锅”。这是一种国产300升篮式生物反应器。就是在这口“锅”里，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首创了片状载体和逐级放大的连续生产关键技术，大幅度提高了细胞及病毒的培养规模，突破产能瓶颈，一举解决了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病毒毒株弱、产量低、不易大规模生产的世界级难题，为我国维持无“脊灰”状态，也为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全球消除“脊灰”行动计划提供了重要保障。
也是这种“锅”，在应对2020年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疫情，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迅速启动疫苗科技攻关，灭活疫苗率先进入三期临床试验。进入产业化阶段后，在独有的病毒大规模培养中这一成熟技术平台大显身手——通过篮式生物反应器和配套生产设施，在抗疫最需要的时刻，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新冠灭活疫苗，源源不断地支援全球抗疫。
从那口“锅”到这口“锅”，从用糖丸锅到用篮式反应器制造“脊灰”疫苗，再到大规模生产新冠灭活疫苗，中国的生物制品行业在创新中不断进步，完成了一次次跃升和嬗变。
中国经济百年风云，千千万万以实业报国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绘出中国经济史上一幅史诗般的英雄图谱，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共和国千秋基业筑起最牢固的经济保障。通过阅读《信物百年：红色财经》，在阅读红色信物故事的同时，也得以完成在伟大时代中对个人奋斗的认知和对自我意义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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