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22的序幕已经拉开，这个月，小编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风格多样的书单，有散文，有纪实文学，有历史，还有考古......愿大家在阅读之中，发现生活的美好，继续奋力前行。
《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
107岁的作家马识途新作《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近日出版。
2020年马识途先生曾写下一封深情的“封笔告白”信：“我年已一百零六岁，老且朽矣，弄笔生涯早该封笔了。”表示从此不再书写新作，然而要想“退隐”文坛，停止思考，放下热爱的笔，何其艰难，马老果然不负众望地“食言”了。
2021年，马识途不仅出版了自己首部甲骨文著作《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还在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部忆人散文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
马识途的女儿马万梅透露，这本书的书稿基本上是马老自己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因为每天对着电脑屏幕写作，原本就不好的眼睛出现问题，还专门到华西医院打针治疗眼疾，医生建议他尽量少用电脑。从那以后，马老才换上笔手写，又开始了一手握笔，一手拿放大镜的姿势。
马识途是过去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为了写这本书，他再次打开脑海中尘封的记忆盒，重新拾起已故的文人、师友、亲人们在他脑海中刻下的印记，那些逝去的点滴读罢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据介绍，《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全书共分为5卷，在第一卷《文人》中，他回忆了鲁迅、郭沫若、周扬、巴金、冰心、阳翰笙、张光年、闻一多、吴宓、汪曾祺、夏衍、曹禺、刘绍棠、黄宗江、杨绛、周有光、李劼人、李亚群、何其芳、沙汀、艾芜、周克芹、车辐等25位已经逝去的文坛名家。
《烈火芳菲》
“胶东乳娘”是齐鲁红色文化的一面鲜艳旗帜，也是全国根据地英雄母亲群体的典型代表。著名作家铁流和赵方新历时数年，走访众多亲历者及其后代，根据这段历史撰写了长篇纪实文学《烈火芳菲》。
抗日战争时期，在战场的后方，有这样一群女人，她们不直接参与战争，却接过重托，用自己柔弱的双肩和甘醇的乳汁养育了一千多名革命者的后代，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承受了深重的苦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军民鱼水之情。多少年来，她们将这段记忆深藏心间，从未向外界讲述。本书作者踏访各地，寻找这些故事的原型，以朴实真挚的笔触，塑造了这群感人至深的女性形象。
《北纬四十度》
作家陈福民以新作《北纬四十度》将宏大粗犷的北方气息带入我们的文学视野。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不同写作者有不同特点，有的善于总结一个朝代的兴衰得失，有的关注具体历史场景的戏剧张力，有的为历史人物立传。作者独辟蹊径地将“北纬四十度”作为叙述对象，提供一种认识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北纬四十度”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还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这里是农耕与游牧相接的区域，也是文明、文化融合的重要地带。《北纬四十度》回溯了公元前300年到17世纪末的历史，重点选取了昭君出塞、孝文帝迁都、燕云十六州等重要历史场景，深入到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壮大的历史脉络中，呈现了中华文明内部富有活力的文化关系，并从这一角度回应了中华文明为何历经岁月变迁而生生不息，活力奔涌。
创作历史文化散文，既要有史学的眼光和功夫，又要有文学的构思和运笔，《北纬四十度》力求二者兼备。真实性是历史写作的生命。如果所用史料不够严谨，就会降低写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失去历史文化写作的根基。作者持续多年钻研历史，为了写作该书，他翻阅“二十四史”和其他断代史、专业史、历史理论以及古人笔记中的相关材料。这些案头功夫落在笔头上，就是《北纬四十度》中以正史为主要参考的写作方式。对同一段历史，作者谨慎地征引不同史料中的叙述并加以辨析，选择尽可能符合历史情境的说法。比如，在评述西汉名将李广时，作者分别引用了《史记》和《中国历史地图集》，对“萧关”的行政区划和纬度位置进行了考证。因为有了可靠的史料，生动的文学讲述才有了坚固的地基。
作者凭借史学完成历史认知和材料取舍，文学则赋予其讲好历史故事的才情。作者像一个好奇的鉴赏者，畅游于历史，凝视着历史中的重要时刻和重要人物，想象他们的人生境遇和命运抉择。比如，他文学化地描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的心境。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平城，在感情上，孝文帝或许会感到故土难离，然而从理性上讲，南下更有利于百姓苍生。他必须出发，甚至不得不做出牺牲。经由作者情真意切的讲述，一个改革者形象走进读者内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北纬四十度》在内容上将生动的语言、细腻的描写、恰当的心理分析和严谨的史料结合起来，与读者交心谈心，“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平衡好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的想象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北纬四十度》的新视野让人眼前一亮。但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和写作，该书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把握，还需要放在更大的历史方位中，经得起不同学科的检验。
《诗经地理》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记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约五六百年间的各种诗歌。有些诗歌采自民间，周代专门设置了采诗官，前往各地收集民间歌谣，借以向天子反映各地百姓的民间生活。另有些诗歌来自于周代的贵族文人们，以叙事和反映风俗为主，将周代的贵族生活与社会现状写进诗歌中。《诗经》映射了西周时期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民间风俗等方方面面，各地域的诗歌呈现出的不同风貌，让诗与人、人与地理、地理与诗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曾以历史地理的角度对《诗经》展开研究，丰富了由“国风”产生的对各种地理元素的研究。
终南山究竟在哪儿？齐长城有着怎样的历史？地域文化如何在《诗经》中体现？漆树为何能反映出中国早期审美？这些疑问都能在《诗经地理》这本书中找到答案。这本书通过讲述与《诗经》相关的山、水、植物三个方面的话题，以《诗经》文献中的线索，结合实地调查，切入历史地理的视野，为读者讲述千年以前的中国样貌。书中文章均来自记者的采写，既有记者的视角，也有受访者的观点，较为客观生动地展现了“诗经地理”这一主题。这本书考证较少，但科普感十足，可以让读者快速地进入“诗经地理”的世界，发现不一样的历史地理。
《诗经》中描述的事物至今已有千年，如今可作比照的，也只剩山川湖泊、花草树木了。不过对于今人来说，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是事物在哪的问题，而是诗歌中所说的事物究竟和现在的什么相对应的问题。比如说全书第一篇《终南山，走出周人的世界》中，就提到了现在人们熟知的终南山与《诗经》中提到的终南山的区别。
大多数人对终南山的印象，可能都来自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终南山上的全真教与古墓派奠定了全书的武侠基调。“隐”与“退”，“恨”与“痴”在这座名山上回荡。终南山在古代便与隐士、修道结缘，成为一座灵山。当年促使刘邦确定刘盈为太子的“商山四皓”就一直隐居在终南山太乙峪。之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让这座山成为了道士、隐士的天堂。1989年，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准备上终南山寻找隐士，她询问了很多人，最后才搞清楚人们口中的终南山既是指一座山，又是指一条山脉。
在历史上，广义的终南山指的就是秦岭；狭义的终南山指的是陕西省境内西起武功，东至蓝田的秦岭中段；今人通常所说的终南山则是指陕西省户县境内的终南山中段山脉——这是经过历史工作者的研究确认的终南山具体位置。如果我们想从古籍中认识这座山，《诗经·秦风》中《终南》以“终南何有？”的发问，描述过当时的终南山。
书中除了记者的撰写还有对相关学者专家的采访。对于历史上的终南山，历史地理学家朱士光先生认为，距今8000年至3000年的全新世中期，被人们称为大暖期。尽管西周初年时稍微干冷一些，但至春秋时气候变得温暖湿润。写这首诗的年代，关中地区属于北亚热带温湿气候，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雨水也非常充足。那时候的终南山远要比现在更为丰盛茂密。这样一座植被丰富、物产富饶的山脉，对于依赖农耕为生的周人自然是天赐的福地。《诗经·小雅》中《天保》一诗就说道：“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这首祝愿君主的诗歌，流露的祝愿之心透露于文字表面，那一句“如南山之寿”更为后人改为“寿比南山”而广泛运用。终南山从地理到历史，最后到人文层面则升华成为了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祝福。
秦岭的概念最早出自东汉时期，作为和终南山有着同样概念的名词，人们大多只把秦岭当作地理概念，而终南山则有着地理之外的文化含义。如前文所说这座山被后世认为是道教圣山、是隐士的最佳归所，是一座有仙而名的山。可以说自《诗经》发端，终南山被不断地赋予人类的美好之意，在历史的发展中格外有灵。
这本书除了一些知识性内容的介绍，还有记者们的实地考察记录。从策划到商量，从路线的制定到具体遇到的困难，如今在《诗经》故地中生活的人们的生存状态，都在记者的笔下被一一记录下来。记者们通过文本比较，文献考究，实地走访，观察访问，尽可能地深入真实生活中去理解古人的精神世界，看到古代中国的生活气息。同时，也将可以看见的部分与历史相比较，贴近历史的原貌。
《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
，杨泓《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一书，向读者呈现了一幅中国考古学绚丽缤纷的画卷。
该书将各时期文物和历年考古发现串联起来，点、线、面结合，透物见人、知人说物。八章内容贯穿史前至宋代各个时期，基本囊括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工作范围。较之此前著作，作者补充了二里头遗址、秦始皇陵百戏俑坑、西汉长安壁画墓等诸多近三十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不同于以介绍器物类“国宝”为主的通俗读物，该书还涵盖城址、宫殿、寺塔、石窟、陵墓、长城等遗址，同时穿插介绍中国田野考古学发展史，视野更为开阔。
作者非常注重文字的可读性。全书开篇，便写长城“修长的躯体从中国的东北蜿蜒伸展向西北，绵亘万里，静静地凝固在山峦荒漠之间”，深沉而又富有画面感。又如写弓箭使用和细石普及，从后羿射日的传说入手，使看上去冰冷的远古遗物变得生动起来。再如“秦律重现人间”一节，将所征引的十条秦简原文悉数转译为现代汉语，以便读者理解。这样的写作风格让《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读来代入感强、毫不生涩。作者仿佛带领我们以先民习惯的姿态，从一件彩陶壶的口部俯身鸟瞰盛开在壶肩的八瓣花；以一位铸剑名师特有的精准，检视望山一号墓越王勾践剑双刃两度曲弧的线条；或者一起和着唐诗的韵脚，步量唐长安城的街市宫坊……
把考古学知识讲生动，离不开作者阅读古物时秉持的独特眼光。介绍商代艺术，不仅用“细读”方式解读青铜器，还有新意地分析玉器的温润灵动。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兔上，作者提取出上下两条平行的弧线，由此判断工匠先是制作了一件玉璧，再等分出三件扇形玉玦。玦形的玉坯通过精雕细琢，就成了跳跃的兔儿。如此一来，约三千年前那位不知名的玉雕匠人的制作过程，历历如在眼前。本书讲述方式通俗生动，却并不意味着迎合“浅阅读”，在具体细节上认真考究，体现出一位考古学家的严谨态度。
《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见证了一位考古写作者的坚守。杨泓数十年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部，从20世纪50年代起，这个规模不大的编辑部，曾集合了一批资深学者，是汇集考古发现的“信息中心”。其他学者涉足较少的普及性写作，是杨泓用力最深的领域之一。内行人都知道，能够用浅白语言将高深道理通透清晰地讲出来，必须对事物有彻底认识，还要有宽阔的眼界和灵活多样的表达能力，真可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考古一百年：重现中国》这样以诗性语言全面介绍中国文物与考古是一种可贵的探索。期待更多中国田野考古学者深入浅出地与公众分享学术收获，展现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人文情怀。
《生如夏花》
长篇历史小说《生如夏花》一书共计29万字，描述了“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的一生。小说以王如痴烈士的性格成长和革命经历为主线，以他与三个志同道合的革命女青年陈香香、罗凤梅、胡兰英的感情纠葛为次线，艺术地再现了王如痴烈士夏花一样短暂绚烂的一生，真实地表现了在上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那一代革命青年的家国情怀和革命理想。
小说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和很高的文学价值。书中相当一部分史料是首次公开披露，既着重描述了王如痴的革命生涯，让读者在阅读中触摸到更加立体丰富的老一辈革命者的群体和个体形象，重温革命前辈的逐梦故事，感受革命前辈的家国情怀。全书语言生动形象，情节刻画细腻，人物的故事性、小说的可读性、史料的真实性有机结合，让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铭记那代人，传承那种精神。
《太阳转身》
《太阳转身》是云南作家范稳的第七部长篇小说，正如范稳在后记中所言，这也是他自己的一次“转身”——此前的代表作，无论是为民族文化作传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还是书写抗战历史的《吾血吾土》和《重庆之眼》，他所注目的皆为历史叙事，而《太阳转身》传递的却是最为当下的时代强音，讲述着彩云之南遥远边地的人民向贫困宣战的攻坚时刻。
扶贫攻坚，改变着数千万人的命运，无疑值得文艺工作者去观察、记录和书写，但另一方面，进入文学创作范畴，主题写作又常易落入“主题先行，文学欠奉”的窠臼。难得的是，我们从《太阳转身》中看到，范稳在创作中能有意识地打破这一窠臼，尽最大可能创造文学性的空间来面对和处理当下的现实问题，当小说获得了丰满的血肉，主题也愈发凸显出坚实的骨架。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对小说主人公及叙事角度的精巧设置上。范稳在后记中提到，他曾去到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边境村寨中采风走访，并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村庄脱贫致富带头人，这为小说写作提供了丰厚有据的写作资源，但我们看到，他并未“偷懒”直接搬用这些村干部原型作为小说主人公，而是另辟蹊径，以退休老警察卓世民的角度展开故事线索，用颇具悬疑感的情节和节奏推进着叙事：一桩匪夷所思的幼女拐卖案，打破了卓世民平静的退休生活，自以为时日不久的他重新“转身”，披挂上阵，和同样退休了的老搭档兰高荣一起寻找真相，两个“老家伙”在揭开重重迷障的过程中，逐渐触及故事的核心。卓世民如同一根多向链条，一端连着来自壮族村寨的受害者侬建光、韦小香夫妇，一端连着发家上位者褚志、林芳夫妇，一端连着来自边境南山村的犯罪者曹前贵、杨翠华等人。沿着这根链条，我们看到许多悲剧的发生皆源自一个赤裸裸的“穷”字：因为穷，进城务工者侬建光夫妇曾经任人抱走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引发了数年后女儿被拐的危机；也因为穷，贫瘠的土地打不出粮，曹前贵等人走上了铤而走险的不归路。经济的困境，对金钱的占有或渴求，扭曲了人们的心灵，使人误入歧途，是非不分，乃至人性沦丧。物质表层和精神深层的“贫困”在几组人物身上交错，内含着范稳作为一个成熟作家对社会问题的观照方式。
卓世民“转身”的缉凶之旅，正是从南山村启程的。这个坐落在边境线上的小村庄的“转身”，穿插在卓世民的记忆中，构成小说的另一条暗线。这里曾是自卫反击战的前线阵地，是卓世民参军时曾流血战斗过的地方，他难忘战争年代里村民奋勇支前，和战士们并肩作战守卫祖国西南大门，南山村因之获得支前模范村的美名。然而市场经济大潮中，这里因偏僻落后而日渐贫困，人心思变，以致几乎全村做起了贩卖人口的勾当。英雄村成了犯罪村，令热爱这片土地的卓世民痛心不已。不过，让他欣慰的是，当年打仗时的民兵搭档、老村长曹前宽拥有守护“英雄村”的初心，为了冲破贫困的牢笼，不畏艰险，带领村民们数年如一日地在大山上用双手凿出一条通路来。老友重逢，故情不散。这也是小说的动人之处，南山村对于卓世民来说，绝不仅仅是“犯罪现场”之于警察，而是牵系着更绵长细腻的千丝万缕的情缘，人性的善与恶、世间的理与情交织在一起，使他无法置身事外。看似遥远区隔的乡土，也是我们身处其间的国土；守卫疆土是战争，扶贫攻坚也是一场新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范稳从人性、人情、人心的层面上将此间与彼间自然地勾连起来，拉近了普通人与时代主题的距离。
《第一人称单数》
在村上春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不老的少年。常常，这个少年会不请自来，带着年过七旬的老作家在记忆里周游，重温那些小而美的瞬间。就像他曾经写过的短篇《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这个故事并不复杂，讲的不过是某个四月的清晨，少年在街头偶遇他心目中的“百分之百的女孩”。尽管只是匆匆一瞥、擦肩而过，在此后的年月中不再有任何交集，这次偶遇仍然激起了少年内心的波澜。
想来，村上春树就是这个少年。因此，就算如今他已经彻底老了，他仍然忘不了最初的心动。用“偶然”来形容他的新作《第一人称单数》应该是贴切的。集子里收录故事8个，无一例外地都谈到了过去年月里的“偶然”。《在石枕上》中，“我”偶然与比“我”年长的女孩交往，却不知道她的名字；《奶油》里，“我”偶然收到一封音乐会邀请函，急急忙忙地赶了过去，才知道自己上了当。
显然，这里的“第一人称单数”强调的不过是一个字：“我”。就像《养乐多燕子队诗集》里“我”的自述，“说不定这篇文字能成为我这个人简单的传记”。这似乎是在提醒我们，《第一人称单数》里隐藏着太多故事，这些故事与作家的个人经历高度重合。换言之，只要一路读下去，就算不幸错过了“百分之百的女孩”，我们也可以遇到“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
在同名短篇《第一人称单数》里，有一次质疑自我的邂逅。“我”自称“几乎没有机会穿西装”。之所以如此，倒不是“我”刻意回避正式装扮，而是西服革履从来不是“我为自己选择的人生”。而“我”的真实人生呢？简单说来，就是穿着“软塌塌的圆领卫衣和针织裤”，一边躺在沙发上看书、写作、听爵士乐，一边享受难得的舒缓和平静。
这恐怕就是作家的日常了。不过，“我”并没有因为放弃写字楼里的职业生涯而终日懊恼。相反，在这部无论题材还是写法都算不上“新颖”的新作里，与“写作”有关的段落反复出现，提醒读者“我”才是如假包换的作家。《查理·帕克演奏波萨诺瓦》里，“我”写了一篇以美国爵士乐手查理·帕克为主题的乐评，并以虚构的笔法杜撰了他演奏波萨诺瓦的场景。
《和披头士一起》中，已经成年的“我”在东京街头偶遇初恋女友的哥哥，告诉久未谋面的他，自己“现在姑且算是靠写作谋生”。18年前的那个秋天，“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彼时，他21岁，患有短期记忆丧失症。某种程度上，这种病症造就了他年轻时的慵懒。还好，村上春树不会轻易遗忘过去。因此，即便年过七旬，他仍然可以轻松地返回过去，在记忆的海洋中不断翻捡，找寻那些难忘的片段。
《岳南大中华史》
100年前，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认知还停留在：把神话里的三皇五帝作为历史的开端，历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中原以外都是蛮夷之地……1921年现代考古诞生之后，重大考古发现遍地开花，每一次都重建着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仰韶文化的发现，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谬论；殷墟甲骨的考古发掘，将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前到商代；“北京人”头骨的发现，把中华大地上的人类史追溯到50万年以前；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走出了中华文明只起源于中原地区的误区……
《岳南大中华史》带我们重返“北京人”头骨、仰韶彩陶、殷墟甲骨文、三星堆等12场考古现场，见证这些考古大发现如何一次次重建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知。
《岳南大中华史》书写了12场重大考古发现，这些成果都来自岳南三十多年笔耕不辍，用文学“抢救”考古的坚持。据悉，为了完成这系列考古文学作品，岳南多年来一直在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为了挖出更鲜活的背后故事，把能找到的考古队员、专家采访了个遍。当被问及在各地考察时印象最深的事情时，岳南惋惜地表示，自己采访的人里有80%都不在人世了。如果自己不写，很多考古故事就随着考古人的去世而消失了。因此自己坚持了三十多年，用文学的方式抢救了一部分可能将会失去的资料、信息。在《岳南大中华史》这本书中，他通过对各大考古发现的翔实记录与探索，追溯文物的历史文化脉络，希望即使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大家去博物馆参观文物后，也能有途径知道文物挖掘、考古的背后故事，甚至了解考古发现那个年代整体的更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而不是只看到冷冰冰的器物和简短的几句话介绍。
《岳南大中华史》中，不仅有大量的考古、历史内容，还有鲜活的人物和故事。“汉代的辛追夫人也爱吃甜瓜、螺蛳”，既可以看到这样有趣的考古发现，也能通过文字感受到辛追夫人生前的贵族生活。这些考古发现拉近了古代与现代人的距离，也为历史考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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