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礼”的理解，大不同于今人。对古人来说，礼不仅是调节人伦关系的准则，而且是安排万物秩序的“理”，在天地未分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礼并非小康时代的产物，而可以追溯到人类诞生之初。
《礼记·曲礼》中说道：“礼从宜，使从俗。”纵观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礼虽然有不变之道，但同时又强调与时俱进。尤其是孔子身处周秦巨变之际，对周礼过度强调的“尊尊”之义有所减损，而另外强调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另一种精神，即缘于血缘的“亲亲”之情，从而“亲亲”与“尊尊”相并列，成了后世礼制的两大基本原则。
然而，学界素来有一种相反意见，认为中国自秦汉实行郡县制以后，君权不断伸张，故尤其重视“尊尊”之义，至宋明以后更是如此，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婚姻、家庭，还是政治、法律等，莫不受其影响。按照这种说法，则后世中国不属于“质家”（重视实质），而是“文家”（重视仪节），从而导致亲亲之情愈加缺失。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传统经学的基本立场。自经学而言，在周人那里，“尊尊”之义发展到了顶点，而到了春秋中晚期，随着宗法制度的崩溃，“尊尊”之义被削弱了。于是孔子顺应时势，通过作《春秋》，稍损周文，而益以殷质。可以说，自秦汉以后，“尊尊”之义实际上被淡化了，相反，家庭中的“亲亲”之情则被强化了，乃至君臣之义也被视为源于父子之情。
我们依据《公羊传》及《礼记》《论语》中的相关记载，足见孔子吸纳殷人的质法，实在于其亲亲之情。不过，孔子亦未尽用殷法，而是采取“文质彬彬”的中道立场，换言之，儒家于亲亲之情以外尚且重视尊尊之义，于是文质并重，情义兼尽，如此方为孔子之道。
那么，儒家制礼，为什么兼取亲亲与尊尊呢？其缘由大致有这样三个方面：
其一，孔子改制，损文而用质，正是有鉴于周人尚文的流弊，而兼取殷人的质法，作为补弊的措施。
其二，文质各有所施，而不得不有所取舍。对此，《礼记·丧服四制》说道：“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这是因为恩、义各有所施，恩体现于家庭之内，义则体现于朝廷之上。这里所说的“掩”和“断”，固然是由于家庭内本自有义，而朝廷上亦自有恩，只是场合不同，故不得不有所取舍。古人通常认为，忠、孝之间不能两全，然而正因如此，要求尽量兼取两者，而不能偏废其一。
其三，至于一事之间，常有两义并存，不可偏废。对此，清代学者皮锡瑞论情义偏废之弊，认为“圣人制礼，情义兼尽。专主情则亲而不尊，必将流于亵慢；专主义则尊而不亲，必至失于疏阔”。就是说，人们偏重于亲亲，则有亵慢的流弊；偏重于尊尊，则有疏阔的后果。
古人以亲亲、尊尊二义并重，亲亲之情出于自然，至于尊尊之义起自何处，历来聚讼不一。近代学者多归因于政治领域中的君臣关系，然考诸古人言论，实未必尽然。譬如，孟子讨论尊尊之义，多以敬兄敬长为言，而未限于君臣关系，可见，先秦时固有尊尊之义，而与政治关系中的君臣之义没有必然联系。简言之，早在君臣关系出现之前，人们已经知道在家庭中敬兄敬长了。
此外，尚有一大原因，即近代学者多不能理解古礼中的繁文缛节。《礼记·檀弓》中记载了一段孔门弟子子游与有子关于礼、情关系的讨论，在子游看来，人的情感很复杂，表达方式也极其曲折，古人正有鉴于此，故相应制订出种种繁琐的礼文。可以说，古礼的深密、宏阔，实在不是今人所能想象的。
古人不独表达情感的方式极尽曲折，而且认为，情感本身即是如此，而且多有委曲、隐微之处，这也是周礼尚文的重要原因。譬如，古礼尤其重视避嫌，正出于对人情之曲折细腻的体察，尤其在男女关系上，更是如此。凡人之思慕少艾，属于常情，然而，礼依然规定有不当思慕的情况，譬如，使君有妻，或罗敷有夫，皆不当相慕。可见，孔子制礼，以仁为本，而务与人情相协调。
古今人情相异，古人制礼，亦未必完全曲从人情，而是取情义兼尽的立场。因此，关于传统礼制的基本精神，我们应该考虑到如下几点：
首先，古人重人情，尤其是孔子损周文而益殷质，即是强调人情的重要性。然而，古人所讲的人情，首重父子（包括母子）、兄弟之情，也就是孝悌。
其次，古人重亲亲之情，又兼取尊尊之义，追求文质彬彬、情义兼尽。古人视夫妇为至亲，依然主张其中有礼以别之；至于君臣之间，虽有尊卑上下之严，却也讲究有恩义以相结。
最后，古代讨论尊尊之义，绝不限于君臣之间，至于门内的各种亲属，既有父尊、母尊，又有夫尊，乃至兄尊，而各有其渊源，未必都出于君臣之义。
（作者曾亦，为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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