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红迹:千金一诺 古都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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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晚报

▌姜宝君

编者按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愿望,试图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与此相反,国民党企图依靠美国的支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这导致国共冲突日益加剧,在这种形势下,国共双方代表就停止军事冲突、避免内战进行多次谈判。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另外还成立了由中共代表叶剑英、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以及美国代表饶伯森(又译罗伯逊)任三方委员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调处全国范围的军事冲突、恢复交通、解除敌伪武装、遣送日俘日侨回国等。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来到北平,入住翠明庄,为国内和平而奔走。然而,国民党与美国的“勾勾搭搭”,注定了国内和谈的失败。1947年,叶剑英离开北平时,向这里的人们发出承诺: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回来的。

有道是一诺千金,两年时间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反攻。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叶剑英出任这座新生城市的首任市长。在这座城市里,中共地下党员们可以尽情地拥抱、交流;废弃已久的旧广播电台,开始播出人民的声音……

本期,一起去探访古都新生前后重要的红色印迹。

红迹67 翠明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

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

从东华门往东走数百米,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会看见一栋并不高却极具特色的建筑:三层小楼的顶部,保留着传统的中式屋脊,覆以绿琉璃瓦,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醒目。这就是翠明庄宾馆。

建筑坐西朝东,东边有一座古朴厚重的大门,对开的大门上镶嵌着门钉,似乎昭示着这座建筑昔日不一样的身份。东侧院墙的文物标识牌给出了答案:这里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

记者与北京联合大学党史专家李瑜,一起走进这座历经沧桑的建筑,历史记载变得鲜活而生动。

上世纪三十年代,梅兰芳在此购地拟盖戏园。没过多久,北平沦陷,侵华日军占用此处,建起一座高级招待所,并将其命名为翠明庄。抗战胜利后,这座建筑被国民党政府接收,成为励志社的地盘(励志社总社在南京,正式成立于1929年1月1日,它始于宋美龄设立“军人之家”的建议,由蒋介石亲任社长,1933年成立北平分社)。

1946年1月14日,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在北京饭店宣告成立,办公地设在协和医院。罗瑞卿、李克农率领中共代表团的机要、电台等工作人员进驻翠明庄(中共代表团的参谋长先由罗瑞卿担任,后为薛子正担任,李克农任秘书长,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暂时住北京饭店)。

当时的翠明庄,是国民党励志社北平分社的地盘,中共代表团的居住环境可想而知。里面的服务员,身份复杂,很多是国民党的特务。这意味着,中共代表团的所有行动,都在他们的监视和掌控之中。与敌人的斗智斗勇,从中共代表团入住的第一天就拉开帷幕。

耿飚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早期成员之一,当时他担任中共代表团的副参谋长兼任交通处处长。他后来写了关于军调部的回忆录,其中,记录了一些生动的细节。

在抗战期间,耿飚曾向北平、天津、保定等地派遣过四五十名同志做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他与一些同志失去了联系。1946年,参与军调部的工作后,来到北平的耿飚,还有个任务就是找到失去联系的同志。因此他经常离开住地,而他每次出去,都有特务跟梢,有时他来回十几趟,才能甩掉特务。不过,时间久了,耿飚也认识了这些特务,有了对付他们的办法。

有一次,耿飚去看电影,又被特务跟梢。他看见两个特务就在身后不远的地方,他就干脆多买了两张票,转身送给身后的特务,并对他们说:“别在外面等着,来,一起进去看电影。”两个特务被耿飚弄得措手不及,一边道谢,一边说:“我们是奉命行事。”

有一次,耿飚发现监视他的一个特务,好几天没露面,耿飚特意问其他特务,他们说那个特务在家“打摆子”(患了疟疾),耿飚就给那个特务买了点奎宁,送到他家。那个特务非常感动:“我这工作不是人干的,病了没有人管我,你们共产党倒来照顾我。”

耿飚和那个特务交谈起来,特务把他们内部的情况,包括对中共代表团领导同志的盯梢分工告诉了耿飚。他还告诉耿飚,在翠明庄装有窃听器。耿飚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李克农,李克农开始不太相信:特务怎么会透露如此机密的情况?后来,经过一番搜寻,在翠明庄果然找到了窃听器。李克农对耿飚说:“你真行,连特务都为你提供情报。”

而这,只是当时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所经历的一个缩影。

李瑜介绍,中共代表团在翠明庄的主要领导人是李克农(当时他还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叶剑英则住在景山东街3号的叶公馆,虽说是“公馆”,其实也有很多国民党派去的特务。

翠明庄宾馆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李克农当年在翠明庄的房间,格局依然如昔:这是一个套间,最外面为会客厅,中间是工作间,最里面是起居室。当年的房号是0216,如今也一直未变。

因为此次探访翠明庄,还安排了拍摄计划,这套房间自然成为拍摄的重点。拍摄时,大家笑言,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到这个套间里感受一下。如今说起来似乎非常轻松,而当年这里的生活却异常紧张。

翠明庄的“服务员”,一天收好几遍纸篓,两小时就换一次床单,今天不是要检修门窗,就是要清查家具或者检修电话……他们就是想利用打扫卫生的机会,把房间里的材料收集起来,拿回去当“一手资料”分析研究。

为对付国民党特务“收纸篓”的小伎俩,中共代表团“见招拆招”。李克农让大家没事就故意在纸条上随便写写画画,附上一些电话号码或是人名地址,然后把纸撕成小碎片,扔进纸篓里来迷惑敌人。李克农解释说,这些特务既然对这些感兴趣,就让他们拿去慢慢研究好了,反正他们待着也没事干。

即便是面对如此困境,叶剑英、李克农等人,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在国民党政府要害部门发展了一批重要情报人员。根据这些情报,党中央提前做好部署,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进展。其中,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部一处少将处长谢士炎最具代表性。

1946年,谢士炎参与拟定了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但是由于谢士炎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反动深恶痛绝,再加上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就与共产党有所接触,因此,在国共和谈期间,他决心站在人民革命一边。他将张家口整个作战计划的重要情报,送到了位于军调部的共产党代表手中。

后来,谢士炎以及二处少校参谋孔繁蕤(石淳)、代理作战科科长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军法处少校副处长丁行1927年就已入党)、谢士炎、石淳、朱建国以及赵良璋被捕。

1948年10月19日,国民党国防部军法局以“泄露军机”为名,将他们杀害在位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临刑前,五位英雄高喊革命口号,视死如归。他们也被称为“北平五烈士”。

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军调部名存实亡。1947年1月8日,马歇尔返回美国,1月30日,国民党宣布解散北平军调部。1947年2月7日晚,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向北平各界400余人告别。他在讲话时说到,这次离开是暂时的,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回来的。2月21日,叶剑英率领最后一批军调部中共代表和物资,乘飞机离开北平,返回延安。

两年之后,叶剑英依照承诺,再次回到北平。而他回归之时,也是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人民获得新生之时。

红迹68 平津战役指挥部旧址

见证平津战役的辉煌胜利

在通州区宋庄镇宋庄村中街北侧,有两座相邻的三合院,建筑还保留着传统的建筑风格,两座院落大门的门楣上,都写有“为人民服务”的大字。院落前立有文物标识牌:平津战役指挥部旧址。如今这里已经修缮完毕,正在筹划如何更好展现当年的那段历史。

宋庄镇史志办主任刘正刚介绍,平津战役指挥部从1948年1月份入驻,到北平和平解放举办入城式后离开这里,驻扎的时间并不长,但这里依然见证了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1948年12月,解放军在新保安战役中,全歼傅作义精锐部队第35军,取得了平津战役的开门红。与此同时,密云、怀柔、顺义、通县等地都获得解放,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城的战略包围。随着战事的进展,1949年1月初,平津战役指挥部也从蓟县孟家楼迁到了通县宋庄。1948年底开始,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国共展开了多次谈判,此前在蓟县举办了两次谈判,第三次谈判则是在通县的五里桥(今属朝阳区)。

正是在五里桥,谈判取得了关键进展。刘正刚说,第三次谈判时,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中共领导人正是从宋庄的指挥部出发到五里桥的。作为平津战役指挥部,1949年1月14日,对天津发起总攻的命令也是在宋庄的指挥部里发布的。刘正刚介绍,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因为要举办入城仪式,指挥部的部分将领,也是从宋庄进入北平城里进行考察,对入城仪式做整体安排。

平津战役指挥部离开这里后,这两座三合院一直作为当地政府机关驻地,直到上世纪90年代宋庄村委会搬离此处。今年3月,这里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红迹69 北平和平解放五里桥谈判纪念碑

五里桥和谈定乾坤

朝阳区五里桥公园北侧,立有一座“北平和平解放五里桥谈判纪念碑”。朝阳区委党史办主任、党支部书记邓献云,介绍了当年五里桥和平谈判的诸多细节。

1948年底,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战略包围,这使得“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既不能南逃西窜,又无法负隅顽抗。与此同时,北平的接管工作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序进行。从1948年底开始,中共派出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就北平和平解放进行谈判,谈判先后进行了三次,第三次在五里桥,最终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即《北平和平解放十四条》。1949年1月19日,双方代表又在北平城内将协议增补为二十二条。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邓献云介绍,前两次和谈是在河北蓟县(今天津蓟州)的八里庄举行,那里当时是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第一次和谈于1948年12月15日至19日举行,“第一次和谈可以称之为‘搁浅’,傅作义提出的和谈条件,与我方提出的差距很大,最后不了了之。”

1948年12月22日,在新保安战役中,我军大获全胜,傅作义35军彻底被歼灭,这也给傅作义沉重打击。“1949年1月8日举行的第二次和谈,内容就比较具体,其中涉及国民党军队改编等,但对方存在一定的幻想。第二次和谈,可称为‘低迷回环’。”

第二次和谈后,双方形成了一份《谈判纪要》,要求傅作义在最后期限即1月14日一早给予答复,但是到了1月14日白天,傅作义仍然没有答复。1月14日10时,解放军发起了对天津的总攻。傅作义只得派出邓宝珊为全权代表,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三次谈判,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都参加了这次谈判。

1月15日,解放军只用了29小时便攻克了天津,这对于傅作义来说,已经没有了任何幻想,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是唯一出路。

邓献云说,五里桥谈判能最终签订协议,是我党在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以及统一战线等诸多方面共同发挥作用的成果。和平谈判的实现,中共地下党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阎又文、傅冬菊等人是杰出代表。阎又文早在1938年便被秘密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他是傅作义的山西同乡,后来被傅作义任命为“剿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他一直是傅作义最信任的人。1948年10月,他把傅作义的作战计划告知了中央,这对中央军委平津战役的战略部署以及全国战局的调整,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傅冬菊是傅作义最疼爱的大女儿。1946年毕业后,她在天津《大公报》工作。1947年11月,傅冬菊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她对傅作义进行思想动员,1948年,党组织将她调回北平,让她在父亲身边生活。因为傅冬菊的努力,傅作义的动态和心态,甚至某些细微的情绪变化,都能第一时间被党组织掌握,有力地配合了和谈。

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通过北平地下党学委,发动各大学的党组织进行反对南迁、护厂护校以及挽留人才的工作,这些留在北平的一大批有学识、有专长的人才以及几乎完整保存下来的工厂企业,为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北京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迹70 中共北平地下党员会师大会会场

李大钊长子身份得以公开

位于宣武门西大街的新华社院内,有一座民国时期风格的建筑,主楼高三层,其正面有一座三角形的屋顶,它就是民国时的国会旧址。如今,这座建筑的三角形屋顶正中,镶嵌着一颗五角星。记者探访时,楼顶上的红旗正迎风招展。

1949年2月4日,中共北平市委正是在这座建筑里(当时是北京大学四院礼堂),召开了第一次北平地下党员大会。这是北平地下党从隐姓埋名到第一次公开露面,更是地下工作者们第一次在党内公开自己的身份。

北京市档案馆王小伟介绍了当年召开地下党员大会的诸多细节。

当天,大礼堂里布置一新,主席台上方悬挂着鲜红的党旗。许多长期从事隐蔽工作的同志,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到会的同志,有的还保持着秘密工作时的习惯,戴着帽子和口罩。当看到以前认识的人时,有人把帽子一扔,口罩一摘,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对着对方喊道:“原来是你啊!”

林彪、聂荣臻、薄一波、彭真、叶剑英、刘仁等人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小伟说,从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保存的领导人报告和讲话记录稿中可以了解到,大会首先充分肯定了北平地下党员所取得的成绩,占据更多篇幅的则是在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外形势和北平的情况后,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和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薄一波告诉在场的诸位同志,市委第二副书记赵振声就是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

李葆华在父亲的引导和影响下,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一大批革命者不幸被捕,当天正好李葆华有事外出,免遭不幸。后来,在多位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李葆华到日本留学。1931年6月,他在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葆华参与领导了留日学生的抗日斗争。1932年,李葆华回到北平后,任门头沟矿区支部书记。七七事变后,李葆华参加创建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为晋察冀地区党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小伟介绍,1949年全北京市有3000多名地下党员,而当时没有这么大的地方,于是2000多名地下党员在北京大学四院礼堂召开了第一次地下党员大会。2月13日,又在南新华街的北平师范大学礼堂,召开了第二次地下党员大会。这两次会议都是党内公开。直到1949年7月1日,北平的中共党员名单才几乎全部向社会公开。通过公开党组织,密切了党群关系,进一步壮大了党员队伍,在新时期的城市建设中,这些党员发挥了积极作用。

红迹71 四九一电台旧址

传播新中国的声音

在朝阳双桥的杜仲公园一带,人们常会看到高达数十米、气势不凡的天线群,这里正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九一台。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里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四九一台副台长贾磊这样介绍,“四九一台记录着旧中国的广播历史,同时传播着新中国的声音。”

追溯起来,作为电台,它已悄然走过百年岁月。电台始建于1918年,当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段祺瑞政府与日本三井洋行签订协议建设电台,1920年4月电台开始动工,1923年竣工,当时电台主要用于无线通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将这座电台改为广播发射台,成为日本侵华的宣传阵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里改为国民党的北平广播电台,由于国民党经费不足,电台一直处于破败状态。

1948年底,东北野战军接管了电台。1949年3月8日,电台修复了中短波发射设备,开设了人民广播。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贾磊介绍,正是由于1949年第一季度开始人民广播,因此得名“四九一台”,这是中国共产党接管的第一座大功率电台。旧电台也迎来了新生。

此后,在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以及新中国成立等诸多历史时刻,四九一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毛泽东的文章《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论人民民主专政》,也都是通过四九一台的电波,向全国人民发送出去的。

贾磊说,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是四九一台高光的时刻之一。开国大典的盛况,正是通过四九一台进行实况转播,全国人民得以收听到这一重要时刻。“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实况转播,‘实况转播’这个词就是从四九一台这里得来的。”

2013年,四九一电台旧址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年电台的老建筑群,经过修缮后,恢复了橘黄色外观,建筑框架也保留了原来的风格。这些历经近百年历史的建筑,依然在为人们遮风避雨,它们也成为四九一台最为独特的一道风景线。今年3月,四九一电台旧址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如今,四九一台作为国内大型中短波发射台之一,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 编辑:张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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