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爱国话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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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晚报

▌李钟秀

北京的会馆,既不是汉唐时的官邸,也不是现代意义的驻京办事处,按其性质及其作用,可分为试馆及工商会馆。其中试馆又称士人会馆,是民办的公益场所,为不同地域进京会试的举人服务。它伴随着科举考试兴起、衰落,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和滚烫的爱国情怀。

举人会试重学历

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永乐帝将三年一次的会试,由南京移到北京,北京城内开始建造会馆。永乐十九年(1421年),京师也正式迁至北京。自1415年至1949年,北京先后有647处会馆,其中大部分为士人会馆。

科考对学历有着严格的要求。考生要经县、府、院考试,通过者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的第二年,即丑、辰、未、戌年三月,在京师由礼部主持举行会试。

会试考中者还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再从合格的进士中选拔状元、榜眼、探花。

有时,国家逢大典之年,加开“恩科”。“恩科”不在三年一次的会试之内。除有特殊规定,上述“学历”,仍不能逾越。

但也有一次例外。

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帝加开博学鸿儒科,以示崇儒重道。

康熙帝谕命内外官员举荐人才,凡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的人,无论已任未任,都可以向朝廷举荐。

这次考试结果出人意料,年过半百,没参加过任何级别的科考,更没有功名,为一介布衣的朱彝尊被拔置一等。从此,朱彝尊以布衣身份步入翰林院。同时进入翰林的还有李因笃、潘耒、严绳孙,也都是布衣入选,人称“四布衣”,传为佳话。

敦亲谊 兴会馆

参加科考的人,都是当地的佼佼者,每次会试,少则六千人,多则一万两三千人。

举人进京赶考,起码要耽搁三四个月,大约会试前一个月就要在北京做准备,考后要在京候榜。中榜的,要谒师,等待分配。

三年一次的考试,京城客店供不应求,而且费用也高,一般举子负担不起,便住进庙宇。北京的一些民户出租单间客房,被称为“状元吉寓”,但仍不能满足庞大人群的需要。于是,经济发达、进京赶考人数又多的地域,由有权威的人发起集资,在京城买房舍;或由在京居住的人,把自家房产捐出。“会馆”由此诞生了。

在清朝,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外已是商业繁华区,距离贡院考场亦不甚远,附近的会馆较多。《宣南鸿雪图志》一书中有标注会馆具体的分布状况。

举人住会馆,所出费用极少。大体是,大房间每月五钱,小间每月三钱。一两银子,可以住仨俩月。当举人不在会试档期,本地域居住者也可投宿会馆。

会馆诞生的初衷,是对流寓北京的同乡人进行互助,联络乡谊。应试举人住在一起,可以互相鼓励,单独居住容易荒废学业。

会馆发展到清中期,一些在京居官的上层官僚,看到会馆“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如同乡”,生羡不已。级别低的官员,便在本籍会馆聚会或筵宴,级别高的官员,便成立自己的会馆。同治十年(1871年)建成的安徽会馆,便是其一。安徽会馆耗银33350两、洋钱318元,由李鸿章及其兄李翰章发起,在京皖籍淮军将领,官绅,以及各省封疆大吏、藩臬道府等154人纷纷附议捐资,其中李鸿章兄弟各捐银一千两。

安徽会馆规模之大,堪称京城各省会馆之冠。它既不是解决皖籍应试举人在京食宿之地,也不是皖籍商界的行业会馆,而是专供皖籍淮军将领、达官贵人在京活动的场所,可称皖籍高官俱乐部。

仕途落榜不落志

三年一次的科考,既然是人才的选拔,便有了入选和落选。落榜者,有的留在会馆里复读,有的则回乡,三年后再进京赶考。并不是每个进士都能一次成功,此时会馆又是复读者的加油站。

京城百年老字号店铺中,具有传统色彩的是王致和臭豆腐。王致和是安徽仙源县举人。相传康熙八年(1669年)进京赶考,落榜后在京复读期间,住在会馆,靠做豆腐、酱菜维持生计。他连续三次都落榜,但豆腐生意却越做越兴隆。一次无意间,他发现被遗忘的一缸豆腐发霉,奇臭无比,却能够食用。这就是臭豆腐。后传入宫中,备受慈禧太后赞赏,赐名“青方”,成为御膳。

另一家老字号“一得阁墨汁”,创办人谢崧岱也是安徽人。进京赶考,屡试不第。他想到进了考场,本就紧张,研墨又费很多时间,要是有现成的墨汁该多好。在京复读时,他着手研制墨汁。当他把墨汁拿到会馆销售时,很受待考、复读举人的欢迎。于是,他故弃仕途,钻研古书中关于研墨的传统技法。清同治四年(1865年),他在琉璃厂开了一间经营墨汁的店铺。

谢崧岱把自己制艺的心得,写成了一副对联:“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上下联的头一个字,组成“一得”,加上店铺是座楼阁,遂给店铺取名“一得阁”墨汁厂。至今,谢崧岱书写的“一得阁”三个苍劲大字,仍悬挂在琉璃厂“一得阁”墨汁厂的门前。如今这项百年非遗技艺已有了第四代传人。

清朝,在琉璃厂开店铺的,大多身怀绝技,其中很多都是落第举人。他们有扎实的学业功底,做起书籍、书画、文玩业务,更是得心应手。

林则徐力举禁烟大旗

晚清,英国政府采用鸦片贸易的方式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街头随处可见骨瘦如柴、面色铁青的烟民。很多人因吸食鸦片,从殷实人家变得倾家荡产。

国家的白银大量流失,而收获中国白银的帝国,却诬称中国国民为“东亚病夫”。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考中进士,嘉庆十八年(1813年)五月,到京入翰林院就任。林则徐累计在北京十年,这十年中,大部时间就住在福州馆前街的莆阳会馆。

林则徐在京期间,结识了一些以经世自任的士人精英:陶澍、黄爵滋、龚自珍,以及魏源、张际亮,祁寯藻等人。他们虽分散在各个会馆,但接触频繁,在互相往来、写诗撰文中,共同形成了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黄爵滋和林则徐二人,成为了严禁鸦片的代言人。

道光十八年(1838年),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危及,黄爵滋首上著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历数鸦片的危害,提出严厉查禁鸦片。

黄爵滋的上疏,得到林则徐的积极支持,同年八月,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上著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尖锐指出烟毒之危害及其对社会经济的破坏。

正是有这样一个爱国禁烟群体,黄爵滋、林则徐的相继上疏受到清廷的重视。道光皇帝于1838年十一月召林则徐进京,连续八次召对,询问禁烟大计,并任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粤查禁鸦片。

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即将揭开我国近代史的序幕。

“公车上书”求变法

1895年4月17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这一年,正值会试,各省举人齐聚北京,闻讯无不义愤填膺。位于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的全台会馆(1896年在大江胡同建新馆),打破了往日的沉寂。

身为台湾士子的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和候榜举人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五人,于4月28日,即《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十一天,上书都察院,呈文开言直抒:“闻诸道路,有割弃全台予倭之说,不胜悲愤!”进而表达台湾人民誓死保卫台湾的强烈决心:“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台湾人民愿“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史称“台湾五人上书”。

居住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康有为,听到台湾五人上书的消息后,亲眼见到“台湾举子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随即,他以一昼两夜的时间,疾书《上清帝第二书》。因有万字,一般称其为“万言书”。

康有为在“万言书”中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

这年,跟随康有为进京赶考的梁启超,将“万言书”缮写,会馆举人纷纷在“万言书”上签名。

5月2日,有1300余人签名的“万言书”,被递交到都察院,史称“公车上书”。

正值候榜,“公车上书”的行动对举人有一定的危险性。但面对国家危难,爱国青年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中国一代代爱国志士,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付出了不懈努力和牺牲,终于在历史隧道尽头,看到了一缕曙光。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革命开始有了领路人。

  • 编辑:张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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