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音乐运动在天津

1949年10月《进步日报》刊登的《津市新音乐运动高潮》

1949年天津解放后，天津人民开启了新的生活。为了表达喜悦的心情，一场群众性的新音乐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歌咏团出现在广播电台和街头，津城大街小巷响彻解放歌曲。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当年的新音乐运动，有许多内容值得记述。

新音乐运动的发起

新音乐运动肇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当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针对社会上流行的靡靡之音，聂耳、任光、张曙、吕骥等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探讨中国新兴音乐的发展道路。随后左翼音乐家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等一批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的革命歌曲，为新音乐运动开辟了道路。广义的“新音乐运动”，包括“五四”以来一切爱国的、民主的、反帝反封建的、具有进步意义的音乐。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进步音乐工作者来到解放区，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南泥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把新音乐运动推向了高潮。

1948年12月天津解放前夕，在河北胜芳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下设旧剧、影剧、音乐、美术四科，处长陈荒煤、副处长周巍峙（1949年5月陈荒煤调到武汉，周巍峙继任处长；8月周巍峙调到北京，阿英任处长）。在天津解放的第二天，一支文艺大军在军管会文艺处的领导下，随着解放军入城部队进入天津。

解放区文艺工作由农村走向城市，面临着许多问题，特别面临着社会上仍流行颓废的歌曲，而缺乏反映新时代的新歌曲的情况。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将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团体组成五支宣传队：华北群众剧社为第一宣传队；华北军区抗敌剧团为第二宣传队；华北联大文工团为第三宣传队；冀中群众剧社为第四宣传队；冀察热辽文工团为第五宣传队。五支宣传队共400多名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厂、学校、部队进行演出。天津解放后的两个多月，共演出82次，其中对工人39次、学生15次、干部10次、战士5次，另有街头秧歌活动13次。每次观众有1000人到1500人。这些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团体演唱的歌曲，使广大市民耳目一新。为此，军管会文艺处确定在全市开展新音乐运动，具体由文艺处音乐科负责。音乐科负责人孟波是位音乐家，曾任新四军抗敌剧团团长、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指导员，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音乐运动十分熟悉。但如何在刚刚解放的大城市开展新音乐运动，还是一个新课题。

在文艺处音乐科的具体领导下，成立了天津人民音乐社，以指导新音乐运动的开展。新音乐运动的重点被放在工厂与学校，鉴于解放区进城文化干部少，并缺乏音乐经验的情况，文艺处领导决定团结原有的音乐工作者，集中力量，深入工厂与学校，指导基层的音乐工作。首先，音乐工作者到工厂、学校演出，播放新音乐，教唱新歌曲，使大家对解放区的歌曲有了新的认识。其次，在工厂、学校举办音乐讲习班，培养工人、学生中的音乐骨干，组建工厂与学校的歌咏团。三是邀请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工作团、华北大学文工团等音乐团体来津演出，传播解放区歌曲。

新音乐运动的负责同志为提高市民对新音乐的认识及学习兴趣，决定于1949年8月2日在南开大学举办新音乐欣赏会，邀请华北大学第三文工团、天津青年文艺工作团、总工会文工团、鲁迅音乐工作团、华北群众剧社等演唱老区佳作。1949年10月，国立音乐院（即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也为新音乐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全市有70个单位组织了歌咏团，还创作了230支新歌曲，很快《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拥护共产党》等歌曲，响彻全市每个角落。

成立音乐组织，做好培训工作

为搞好新音乐运动，1949年5月，市军管会文艺处举行天津音乐工作者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天津各大学、中学音乐教师，业余音乐家，各学校艺联和文艺处宣传队干部。会上，孟波报告了天津解放以来的新音乐运动情况。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李应科教授、津沽大学丁继高教授、音乐工作者巩兰亭教授及宋学骞、黎致远等现场发言，对新音乐运动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文艺处副处长周巍峙作总结发言，指出：“新社会的音乐工作者是人民灵魂的工程师……这种新音乐运动是建设性的，要把人民从音乐中组织起来。城市中的发扬工作，还在摸索过程中，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已有了正确的方向，正有待于音乐界的努力。”（周巍峙是著名作曲家，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作曲）。为更好地推动新音乐运动，会上决定成立天津音乐界联谊会。同年11月5 日，为了进一步团结一切爱国的民主音乐工作者及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新音乐运动，成立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天津分会，选举孟波为主任，黄廷贵、朱世民为副主任。王莘等六人为常委。翌日，音协组织了有将近三千人参加的音乐会，盛况空前。

在做好音乐组织工作的同时，军管会文艺处还积极做好工人与学生的音乐培训工作。文艺处与纺织工会、化学工会组织业余的工人音乐训练班。与学联合作，用座谈会、学生音乐讲习班的形式，提高学生对新音乐运动的认识与理解，并成立了各大中学校联合的学生歌咏团（每校五人，共三百余人）。通过成立音乐组织和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工人、学生音乐骨干。

1949年8月2日，全国文代会刚刚闭幕，全国音协主席吕骥来津在南开女中举办音乐讲座。全市各文工团、各学校歌联、天津市音乐工作者联谊会筹委会等一百多人聆听了讲座。吕骥被奉为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者。他首先介绍了解放区音乐的发展过程，并谈了解放区音乐的两个特征：一、解放区的音乐是与政治相结合的，与群众的各种实际斗争的具体任务相结合的。二、解放区的音乐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是属于工农兵群众的。随后，他对新解放城市的音乐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都给予明确的解答。

为做好音乐指导工作，刚成立的国立音乐院派出音乐工作团，负责一部分辅导工作。而各个大学的歌咏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南开大学、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等歌咏团，都派人赴工厂去教歌，并举行以音乐为主的工学联欢会，取得了可观的效果。

工人成为新音乐运动主力军

随着平津的解放，解放区的音乐也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如何让工人成为新音乐运动的主力军是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文艺处处长陈荒煤在五个宣传队下厂总结会上指出：“今后城市文艺活动要与工人、文艺工作者共同开辟，工人能自编自导，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艺术工作一方面要为工人服务，一方面要让工人掌握这一武器。只靠革命知识分子是不能成为新社会的新艺术的。”文艺为工人服务，让工人成为文艺的主力，这是他向天津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

1949年4月19日，军管会文艺处和总工会筹备处宣传部举办工人代表座谈会。文艺处处长陈荒煤、副处长周巍峙、总工会宣传部长王林、文教部秘书长曹裕民以及七十多个单位、八十多个工人代表出席会议。会上，各工厂汇报了宣传、文娱活动的情况，讨论了如何配合生产及民主改革，发展工厂新文艺活动，以迎接“红五月”。由于五月有“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和“五卅”运动纪念日，俗称“红五月”。

会议提出要把文艺与教育相结合，号召工人大胆地创作。会后，由军管会文艺处和总工会宣传部发起了迎接“红五月”活动，派出四五十个干部，深入各个工厂，使工人成为新音乐运动的主力军。

中纺五厂在下厂文艺宣传队的指导下，根据工作分工，组织了三支歌咏队，即以工人为主、以职员为主及以员工子弟学校学生为主的歌咏队各一支。其中以工人为主的歌咏队最为活跃，成立近两个月，就有四十多名青年工人参加，热情十分高涨。根据歌咏队的情况，还成立了识谱小组、指挥小组，由下厂宣传队的老师每周讲授三个小时专业知识。歌咏队每天唱歌时先练音阶，并且教歌和指挥都由工人担任。中纺五厂的工人利用业余时间，一边上补习班，一边学唱歌，很快就学会了十几首解放区歌曲，还创作了《建设新中国》《团结起来》等四首歌曲。仅仅两个月，歌咏队在工厂集会上演唱七次，在新华广播电台广播五次，受到工厂和社会的好评。

工人在传唱解放歌曲的同时，在音乐工作者的指导下，开展了“写自己，唱自己”的创作活动。工人们用自己特有的语言表达着内心的感受，推出了一批表现新社会劳动、生活的歌曲。参加这项活动的有中纺一厂、二厂、六厂、七厂，轮船招商局，电车公司管理处，电讯总厂，中天电机厂，钢铁配件厂，汽车修理厂等工厂的工人，有的工厂还专门成立了歌曲创作小组。仅仅几个月，天津人民音乐社就收到48首歌曲。这些歌曲内容丰富，有表达对旧社会的憎恨，有反映对新中国的热爱，还有表达解放后参加生产建设的愉快心情。这些歌曲有的是在专业音乐工作者指导下创作的，也有工人自己独立完成的，并形成一批工人歌曲创作队伍。中纺二厂工人韩瑞祥一个月当中就写了《反对坏习惯，取消搜腰包》《生产学习不放松》《扛棉花歌》《咱们工人领头干》等歌曲。解放前，许多工厂上下班时有搜查工人腰包的制度，极大地侵犯了工人的人权与自尊。通过歌曲《反对坏习惯，取消搜腰包》的传唱，工人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危害，在工人的呼声中，这种旧社会残存的制度终于被取消了。中纺二厂练习助理员任青年非常喜欢唱歌，并教工人们学唱解放歌曲。他与作曲家陈世奎一起创作了《纺织英雄歌》《纺织忙》《印染工人歌》《修理工人歌》《兄弟，努力纺，努力织》等歌曲，颇受工人的欢迎。这些歌词还在《天津日报》《进步日报》《新生晚报》上发表。

《解放歌选》与《大众歌选》

为了将新音乐运动的成果加以汇集、整理，便于市民传唱，天津人民音乐社编辑了四集《解放歌选》。1949年2月，为了庆祝华北解放，《解放歌选》第一集面世了。里面收集了《东方红》《歌唱新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庆祝平津解放》等16首歌曲。其中程云《庆祝华北解放》的歌词第一段为：“东街上也响，西街上也响，东街上锣鼓，西街上秧歌，笑呀笑嚷嚷，庆祝咱们的解放年呀，打呀打胜仗！打开了天津，打开了北平，解放了许多地方，胜仗打得好，咱们百姓呀，喜呀喜洋洋！”表达了华北人民欢庆解放的心声。

为了迎接“四四儿童节”（1931年3月7日，中华慈幼协会提议4月4日为儿童节，1949年11月，根据国际民主妇女理事会决议，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1949年3月，《解放歌选》第二集“儿童歌曲专号”出版，共收集24首歌曲，一部分为新创作的歌曲，如《儿童节歌》《小英豪》《新中国的小主人》《新儿童》等，一部分为解放区流行的儿童歌曲，如《大母鸡》《小木枪》《小铁匠》等。

为配合“红五月”活动，1949年4月，《解放歌选》第三集“红五月专号”出版，共收入22首歌曲，集中了贺敬之、周巍峙、黄火星、鲁藜、王莘、孟波等人的创作。其中第一首歌曲是贺敬之作词、麦新作曲的《红五月》。

天津公营工厂的工人在新音乐运动中创作了许多歌曲，1949年6月，专门编辑《解放歌选》第四集“职工创作专号”，里面收集工人创作的32首歌曲，孟波在序言中称：职工创作歌曲，“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现象，这说明天津的新音乐运动已开始在群众的肥沃的土壤里扎根，只要今后能继续不断地抚育和培植，在不久的将来，定会使新音乐运动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结出更健壮的果实”。

1949年11月，音乐工作者协会天津分会成立后，与大众书店合作，将新中国的歌曲编成活页《大众歌选》。1950年1月，十二期活页合订成《大众歌选》第一集，由大众书店印刷出版。《大众歌选》共编成四集，其中第三集发表王莘创作的《歌唱祖国》。王莘是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参与者，早年投身冼星海、吕骥领导的抗日歌咏运动，后在晋察冀边区开始革命歌曲创作活动，并成为华北群众剧社的领导。天津解放后，与剧社一起进入天津。此间，他率领第一宣传队深入工厂、学校，创作了《愉快的劳动》《春天里》《儿童进行曲》《前进吧，兄弟》等解放歌曲。《歌唱祖国》创作于1950年国庆节前夕，成为新中国歌曲的经典之作。

结 语

在天津解放初期的新音乐运动中，来自革命老区的文艺工作者，发扬解放区文艺的优良传统，一面进行巡回演出，一面深入工厂、学校，推动群众性文艺活动。在文艺工作者的指导下，成立了歌咏队、秧歌队，使工人、学生成为音乐骨干。在演唱解放歌曲的同时，又创作了大量的新的歌曲，这些歌曲在内容上表现了新社会的工人、学生的生活状态和革命热情。在曲调上融入了解放区的秧歌、工人的劳动号子和民间童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孟波在1950年1期《人民音乐》上发表《天津解放后的音乐工作》一文，对天津新音乐运动做了简要总结，说：“一年来的音乐工作，说明了新解放的像天津这样的城市，音乐工作以工人为主兼顾学生，并通过实际活动来团结与教育原有的音乐工作者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工人阶级不但数量最大、最有组织，而且是建设新中国、建设新天津的主要力量；兼顾学生和团结本市音乐工作者，也是为了要使他们逐步能掌握与运用新音乐的武器来为劳动人民、为工农兵大众服务。”

天津解放初期的新音乐运动应属于解放区文化范畴，是带有探索、创新性的文化活动。在当时，一些音乐家就有精辟的论述。吕骥曾将在天津南开女中的讲座，写成《解放区的音乐》，发表在1949年11月12日《新音乐月刊》上。周巍峙根据对解放区音乐的理解，写出《努力发展中国新的唱法》，发表在1950年9卷2期《新音乐》上。孟波写出《介绍职工的歌曲创作》《新音乐运动在学校》等文章，发表在1949年6月《天津解放以来文艺工作经验介绍》上，这些都是解放区音乐的珍贵史料。说明天津解放初期，在党的领导下，以老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为骨干，团结天津进步文艺工作者与艺术家，坚持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为天津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建设奠定了基础，积累了新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