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北京和上海，一个是政治和文化中心，一个是现代经济和新思潮的中心，构成现代中国的“双城”。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李大钊和陈独秀，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酝酿、产生和在海内外的发展打下了组织人才的基础。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为建党“中枢”居中联络，李大钊领导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上海紧密互动，一起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
与上海、广州、长沙、武汉等地不同的是，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依托中国最高学府、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发展起来的，李大钊和张申府是北大的教师，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等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北大兼容并蓄的文化环境，李大钊博大精深的学养，使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理论和学术的研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经历了从松散的学术团体到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演变，这种演变在党的早期组织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考察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历史过程，对于认识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以及早期党员的构成和组织特征，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原点和文化DNA，具有一定价值。
1.亢慕义斋里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未名湖畔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一楼典藏部里，保存着八本珍贵的外文书籍。这些书都是32开印刷精美的德文原版小册子，封面有橘红、淡蓝等颜色，每本书的封面上都有一枚“亢慕义斋藏书”的印章。这是八本极为珍贵的德文原版马克思主义文献，有列宁的《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德国十二天》《旧目标新道路》，托洛茨基的《法国工人运动问题和共产国际》，蔡特金和瓦勒齐的《反对改良主义》，布兰特和瓦勒齐的《共产主义在波兰》。封面的下方，分別印有“汉堡共产国际出版社”等字样。印刷出版时间分别为1920年、1921年及1922年。
亢慕义斋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设立的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收藏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图书室。“亢慕义”，是英文“Communism”的音译，“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书斋之意，之所以用这样一个名字，主要是为了躲避北洋政府当局的检查和迫害。
1918年至1919年的两年，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时期，也是李大钊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五一节May Day杂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广大青年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深远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李大钊先后参与发起了30多家社团组织，是北洋法政学会、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影响力很大的社团中的核心人物。通过这些社团，李大钊广泛联络各界先进知识分子，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使很多进步青年团结在他的周围，这既反映出他高度的组织能力和个人魅力，也为他秘密进行的建党活动做了组织人才的准备。
李大钊通过发表大量文章和他周围的青年才俊密切接触，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很大的引导作用，而随着大家组织起来的愿望日益迫切，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条件因此成熟了。其实，作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1918年就已经开始组织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由于这个团体没有展开太多工作，没有吸收广大革命青年参加，所以不为人知。1920年2月，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护送陈独秀到天津，两个人在车上商议建党事宜，相约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创建并发展党的组织。回到北京后，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人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1920年3月，他们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时间上说，早于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此被称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开始时是一个秘密团体，直到一年半以后，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公开。或许是出于斗争的策略，李大钊没有公开列名发起，没有在研究会中担任职务，而是以理论家的身份作指导。研究会公开活动后的第一次会议，有50多人参加，李大钊出席并致开幕词。研究会的成员，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主要有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范鸿劼、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等人，其他学校有个别人参加，都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李大钊领导的培养共产党员的预备学校，19名发起人中，除高崇焕、范齐韩等3人外，其他16人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亢慕义斋位于景山东街的北大第二院，也就是马神庙西斋宿舍。罗章龙回忆说，蔡元培拨给他们使用的两间房子很宽敞，应有设备齐全，火炉、用具都有，还派有工友值勤。摆放整齐的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自分得房子后，大家欢腾雀跃，连日聚会，纷纷赋诗纪念。李大钊也和大家一起朗诵诗歌，表示庆祝。
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是宋天放的手书，取自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诗句。上联意指搞科学研究和干革命，革命是准备坐监牢的；下联意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有南方人、有北方人，李大钊称南方人为南方之强，邓中夏、罗章龙等很多南方来的同学则称誉李大钊为北方之强，南方之强又加上北方之强，表示南北同志团结互助，同心一德。对联概括了当时研究会奋发图强的精神。“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口号，体现了北京大学校内的斗争。当时的北大，是新旧思想矛盾集中的地方，一方面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如日方升；另一方面，守旧、复古思想其势犹炽，唯心主义、宗教思想也相当活跃。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就无法破对方，不破对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就打不起来。
2.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术和翻译活动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二是组织会员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三是组织讲演活动。
《北京大学日刊》上曾经刊登过研究会的研究方法，这里不妨摘引如下：“（1）讨论会。每星期六晚七时开一次。先由会员一人述释该题之内容及其要点，然后付之讨论。一次讨论不完，下次续之。（2）讲演会。每月终开一次。暂时敦请名人学者担任讲演员，由书记负责接洽。俟本会研究确有成绩后，则完全自行担任。（3）特别研究。完全由会员自动的自由组合。现已有了三个：A、劳动运动研究……B、《共产党宣言》研究……C、远东问题研究……”
从以上列举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出，研究会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不但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学习、探讨，还有针对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这种扎实的作风，也只有在北京大学这样有着浓厚学术氛围的高等学府才有。当然，这与治学严谨的研究会领导人李大钊是密切相关的。
研究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收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图书。起初主要是从北大图书馆借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分别阅读。为了有组织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邓中夏等10余人筹集了120块现大洋，购买了第一批马克思学说著作，过了一段时间，又筹集了部分资金，由李大钊利用担任图书馆主任的便利条件向国外购买书籍。
亢慕义斋成立时已有马克思学说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文献20余种，基本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主要代表著作，如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中文图书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和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等。到了1922年，其藏书已达到数百种，包括德、英、日、汉等各种文本。
1920年10月，罗素到中国讲学，引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辩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利用这一机会，在红楼一个大教室里，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大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分赞成与反对两派辩论，邀请李大钊作为评判员。研究会成员朱务善对此有一段详细的回忆：“参加这次辩论会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学及专门学校的学生和教员，听众很多，连座位都没有了，很多人还拥挤在教室外面听。两方面辩论终结时，听众都想听一听李大钊同志的结论，一时满场俱寂、鸦雀无声。李大钊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张笔记大纲，开始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他慢慢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封建制度因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转变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不是人的意识与感情所能左右的。”
李大钊说话声音不大，又很沉静，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与坚定性，最能吸引听众的注意，使人悦服，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不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竟增加到数十人之多，同时其他各学校也成立了这样的研究会。
为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使更多不懂外语的人能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李大钊还在研究会成立翻译小组，制定翻译计划，分批分组翻译他们能够收集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由于北大校长蔡元培很强调学习外语，课程安排上外语比重相当大，为翻译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亢慕义斋的翻译小组吸收外语系的同学，共计有三四十人，其中德语有10余人，英语20余人，俄语四五人，法语五六人，日语也有一些人，还有老师进行辅导。研究会负责人之一、兼任德文翻译组长的罗章龙对翻译小组的工作有详细的回忆：“开始，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一些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这些书当时可以印行，在我们也是个练习过程，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外文基础和翻译技术，以后慢慢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书籍。前后规划有二十种，陆续译成付印，一九二三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我参加了这些工作，并为执笔人。”
研究会的会员中能读外文书的当然不是一个两个，但并非都有较大理论兴趣，能埋头读书。刘仁静肯下工夫钻研理论问题，一本接一本地读书、读报刊，读完后还喜欢以自己年轻的热情到处宣传，言必称马克思，动辄要无产阶级专政，俨然是一个革命理论家。刘仁静自己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记得那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知之不多，研究会要组织演讲报告之类活动是有困难的。李大钊先生对马克思主义虽有研究，但不可能把讲演的任务包下来，其他教授也无力经常接受邀请。为了开展工作，我这个低年级的学生会员也曾滥竽充数，登台讲过一次……不料由于这一讲，有人竟戏称我为‘小马克思’。”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自1920年3月秘密成立、1921年11月将组织公开，到1926年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前后活动共达六七年之久，是我国成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这个团体不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培养、团结了一大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成为建党前后北京党组织重要的外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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