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中的典故

金克木论“鲁迅的文章”，有“典故的繁多”之说。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评论。他所谓的“鲁迅的文章”，是包括小说的。《故乡》中的“路”之典故，并非孤例。“闰土”这个名字，也是有来历的，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内证。至于《呐喊》《彷徨》中的其他作品，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用典的实例，可谓外证。

例如《阿Q正传》第二章，阿Q因为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这恐怕也是有出处的。《魏书·苻生传》云：苻生“既眇其目，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音，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阿Q或师承苻生之故技乎？又，明太祖朱元璋生性“多疑”“多猜”，且多忌讳，因而臣下表奏，每触忌犯讳，皆科以大逆谤讪；因为他当过和尚，所以特别忌讳与此相关的言词，甚至“生”谐音“僧”，也属忌讳，阿Q的忌讳与此相类，而“体乾法坤”则疑隐喻“发髡”，却是阿Q所不及的。《明史》以及《记录汇编》《明诗纪事》所收录的多种文集、杂记，屡有记述。阿Q的忌讳，恐怕是苻生、朱元璋二人的忌讳的合成。诚如是，则可见鲁迅使用典故的技巧。这也是“用事不使人觉”的例子，所以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样写阿Q的忌讳，是用了典故的。

除了小说的细节之处用了典故，还有更重要的典故的使用方式。比如《狂人日记》，我以为，狂人形象和作品的命意，似乎出典于《宋书·袁粲传》：“昔有一国，国有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一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故无恙。国人既狂，反谓国君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君，疗其狂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胜其苦，遂至狂泉所酌而饮之。于是君臣大小，其狂若一，国人乃欢然。”很显然，不仅小说的主体——“狂人日记”，实则“日记”前面的序言所谓“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也出自《宋书·袁粲传》的这段文字。鲁迅的著作、文章经常引用《宋书》，如《〈吕超墓志铭〉跋》《孔灵符〈会稽记〉序》《中国小说史略》等；1934年1月曾购买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宋书》三十六册，可见他对此书的重视。《宋书·袁粲传》的这段文字，鲁迅显然是很熟悉的。笔者孤陋寡闻，似未见论者拈出此典；附志于此，俟方家指正。

要言之，鲁迅小说确实如金克木所说，典故繁多。本文所述，似乎也可以看出，鲁迅小说的不同的用典方式。目前通行的几个版本的《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功不可没，但是所注释的典故，多为明显的、常见的典故，其实大多不必出注，并且仅注字面的出处，“脱胎换骨”式的用典，如《故乡》的“路”之典故，却罕见出注；至于阿Q的忌讳乃几个典故的合成，《狂人日记》全篇出典于《宋书·袁粲传》，这样复杂的用例，更是几无注释。鲁迅曾作文《点句的难》，讽刺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袁中郎全集》的标点、断句错误。这个讽刺，大可不必，而其“点句的难”之叹，则是他整理古籍的甘苦之言。学舌此叹，当曰“注释的难”。进而言之，则曰：“点句的难”，诚难也；“注释的难”，诚更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