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碑：乾隆为自己立的永恒丰碑

李明新

尽管碑十分冰冷，上面的文字却有恒定的历史温度——我们的祖先有意将各种重大事件认认真真地镌刻在最经得起风雨的石头上，让它把故事讲给子孙后代听。民间如此，九五之尊的帝王更是如此，只因他的帝业太多、太大，何况还有怡情澄怀之兴。

乾隆十六年（1751年）闰五月，海望，这位伺候了两代皇帝、一直主管内务府的大臣向乾隆帝上奏：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并清漪园各殿宇房座及景明楼、凤凰墩、鉴远堂等处工程工竣，至此，清漪园前山及西堤的主要景观基本建成。

其实从这一年的正月开始，乾隆帝就开始为他亲自参与设计的清漪园的建筑御题匾额和楹联了。正月初九，乾隆帝御题匾额“绿天深处”“无尽意轩”“清辉镜朗”；六月，他又御题“作大吉祥”“度世慈缘”“真如”“妙觉”“华海慈云”等，并且为清漪园御题一副长联：桂生高岭莲出绿波识取无漏身原空色相，月到天心风来水面将正法眼自露光明。那年，乾隆帝为清漪园御题匾额和楹联有七八次之多，位于万寿山前山、佛香阁东侧的“万寿山昆明湖碑”也是在这一年御书并刻石、竖立的。

清漪园是北京西郊皇家园林“三山五园”中最后一个完成的，它的建成，使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区连成了片，其中的核心自然是万寿山和清漪园。之前的“二山”（玉泉山、香山）和“四园”（静宜园、景明园、畅春园、圆明园），乾隆帝虽然下旨进行了修缮和扩建，但只有清漪园是他亲自主持建造的园林。

1744年，乾隆帝在完成圆明园的扩建工程后，曾在《御制圆明园后记》中表示：“后世子孙必不舍此重费民力创建园囿矣。”可是仅仅过了六年，他就启动了修建清漪园的计划。他为什么愿意冒着食言的风险去修建清漪园？治理水系和为母亲祝寿是两个响当当的理由，真正的原因则是乾隆帝想用亲自规划、设计、建造一座园林的方式，来阐释自己的思想、展示自己的才华、炫耀自己的功德，他要用这座园林为自己立一块永恒的丰碑。

自己主持建造的园林完工了，总得说点什么，于是“万寿山昆明湖碑”便赫赫扬扬地矗立在坐山面湖的万寿山上。整座石碑由碑座、碑身、碑额三部分组成，碑为长方形宝顶，雕刻双龙，须弥座束腰，碑身有龙边，上雕浮莲。石碑后面是转轮藏建筑群，右侧为佛香阁，前可俯瞰昆明湖全景，后有山势可依，它似乎就是那位睥睨千古的乾隆帝的化身。

石碑阳刻“万寿山昆明湖”六个大字，工整端庄、华贵典雅、气度潇洒，阴刻《万寿山昆明湖记》，记述疏浚昆明湖始末，全文共447字，是研究北京水利发展史和颐和园历史的重要文献；石碑两侧为吟咏湖山的乾隆御制行书诗文。

在《万寿山昆明湖记》中，乾隆帝梳理了昆明湖的历史源流，表明自己做这件事的态度以及他对水利的重视：“夫河渠国家之大事也，浮漕利涉灌田使涨有受而旱无虞，其在导泄有方。”着重叙述了治理过程中的困惑：“经始之时，司事者咸以为新湖之廓与深两倍于旧，踟躇虑水之不足。及湖成而水通，则汪洋漭沆较旧倍盛，于是又虑夏秋泛涨或有疎虞甚哉。集事之难可与乐成者以因循为得计。”继而用反问句表明了治理的成果：“今之为闸、为坝、为涵洞，非所以待泛涨乎？非所以济沟塍乎？昔之城河水不盈尺，今则三尺矣。昔之海甸无水田，今则水田日辟矣。”紧接着还“撒了个娇”，表扬了一下自己：“顾予不以此矜其能而滋以惧，盖天下事必待一人积思劳虑亲细，务有弗辞，致众议有弗恤而为之，以侥幸有成焉。则其所得者必少，而所失者亦多矣。”

碑文最后一段“昆明湖景仰放勋之，迹兼寓习武之意，得泉瓮山而易之曰万寿，云者则以今年恭逢皇太后六旬大庆，建延寿寺于山之阳，故尔”，治理后的这一池大水之所以被命名为“昆明湖”，一是仰慕放勋（尧），还有借鉴汉武帝昆明池练兵尚武的寓意；至于将瓮山改称万寿山的原因，就是恰逢皇太后六十寿诞。

最有意思的是，在碑文结尾处，时年三十九岁、做了十六年皇帝的乾隆，再次用“此予所重慨夫集事之难也”感慨成事之难。成事哪儿有不难的？但只有乾隆帝可以这样坦坦荡荡地站在山腰，面对泱泱湖水，彰显自己的功绩。

对石碑的解读，不仅有审美意义，还有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无论是乡间路旁朴素的“功德碑”，还是皇家气派的御制碑，当一块没有灵性的石头历经千锤百凿变成一块碑后，就有了故事，有了向后人讲述的使命。就像这通巨大的“万寿山昆明湖碑”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二百多年前那位得意洋洋的乾隆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