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大山中的明清古村

水峪村在京西南有文化村美称

水峪村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坐落在京西南深山腹地，以长岭坨为中心，一条青石古道贯穿东西。唐宋时期，水峪一带各种道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既有蜿蜒于崇山峻岭间的军事栈道，又有西通塞外大漠、东连繁华都市的商旅之路，还有四面八方进香赶会的曲折香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熙来攘往的古道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明朝初年，一些流离失所的山西移民在水峪沟落地生根。他们以草庵为家，以野果为食，在山间开垦出一片片梯田，播种上家乡的庄稼种子，日子一年年好起来。水峪人刨沙砾、垒石畦，含辛茹苦开垦的梯田，东至杨家岭、葫芦棚、二道沟，西抵银水道，南达白草洼、水泉陂，北到白岭、板条沟、大黑疆，不下千亩。土地使他们丰衣足食，也寄托着一代又一代水峪人的希望。

沿街的老宅大都是简陋的石板房，墙皮剥落，露出里面垒墙的石块。有的石块已经风化，一层层破碎，犹如半开半合的手风琴，在过往的山风中演奏着人世沧桑。明媚的阳光洒满街道，间或夹杂着斑驳的树影。一位老妇眯着眼睛，神态安详地坐在一条胡同口，面前放着两个筐，一个筐里盛着柿子，另一个筐里盛着山楂干。有人询问价钱时，她就漫不经心地应答一句，然后继续看山，看山那边的太阳。

转过弯去，是一个宽阔而破败的门洞，门柱上有两块标识牌，上面的灰色牌子上写着“水峪古村14号院”，下面的红色牌子上写着“东街8”，而在《水峪村游览线路图》上，那里被标注为“石板人家”。贴着门洞的墙根儿，摆放着一块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石板，上面用粉笔字写着诗词，一块石板一首。院门外的山脚下也摆放着这样的石板，高低错落，像是给山打的补丁。补丁上的诗词皆为原创，散发着山野间质朴而清新的气息。譬如，《山村》——山村晚风清，月出凉气生。鹊儿报喜讯，杏花开三更；《古道风烟》——崖上山桃花，驮队江南茶。老板发大财，小妾娶回家；《清泪》——梁上燕子呢喃，窗前十年针线。小桌红烛烧尽，月色朦胧走远。粉笔字清秀工整，一笔一画，诗词也写得实在，句句都是实话，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故弄玄虚。我想，这些诗词的作者，一定是水峪村出类拔萃的文化人。

在京西南地区，水峪自古就有文化村美称，文化积淀深厚。从山西迁徙而来的王氏、刘氏、杨氏家族，秉承“耕读为本”的祖训，在积累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家族文化。水峪村良好的文化氛围，正是在其家族文化的带动和影响下形成的。东街与西街交会处的官房，是水峪村古时的学校，旁边搭有戏台垛子，农历大年初一到十五，水峪村的银音会、锣鼓会、中幡会在这里演戏祈福，十里八乡的村民纷纷赶来观看演出，盛况空前。

东街的几座老宅，古朴典雅，曲径通幽，因为都是王家所建，统称王家大院。王家大院中的后头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属于典型的北方四合院，门楼高耸，门领嵌有四个门当，分别寓意福、禄、寿、禧。古时宅院，一般只在门楼安装两个门当，而王家的这座宅院装了四个，可见其地位的显赫。更引人注目的是，这座宅院的门楼上绘有三幅工笔岩画，分别为宫灯、兰花和莲花，象征王家人志趣高雅、子孙贤德以及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操。岩画色彩亮丽，惟妙惟肖，具有明代山西画派风格。据说，水峪村的古建筑群曾普遍采用这种独特的绘画艺术进行装饰。遗憾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绝大部分岩画已经损毁。

水峪村的王氏家族，分为东街王家和西街王家。西街的王成儒曾通过清朝科举“童试”，获得考取功名的“生员”资格。他将“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并且以此教子持家。他的四个儿子受其影响，潜心研究经史子集，各有建树，被称为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和四先生。大先生王淑民为清末秀才，后来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新政下，毕业于保定北洋学堂。他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在北京女子师范、通州潞河中学任教。王淑民的宅院也称三槐堂，取意于苏轼《三槐堂铭》中“郁郁三槐，惟德之符”的句子，表明王氏家族为行善积德之家。王淑民的三个弟弟也都是卓尔不群的文化人，在水峪村享有极高声誉。

第一批村民系山西移民

水峪东街由大槐街、小槐街和底槐街相连组成。由于水峪是一个移民村落，而移民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所以槐树便成了水峪村的神树。大槐街左依长岭，右靠南坡岭，因有四棵古槐而得名。据说，那四棵古槐与水峪村同龄，因为山西移民来到这里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家乡的槐树种子埋进土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了大槐树，才有了水峪村。如今，古槐只剩下一棵，树干上凹凸不平的密码隐含着鲜为人知的信息，那是对黄土地的记忆与思念。我在拍摄这棵古槐时，一个美女正站在树下的石台上，神情专注地向远处张望。她的绿色风衣与苍老的树干形成强烈反差，使我的取景框陡然增添了蓬勃的生命力。我祈望将这活力传递给古槐，使之重新焕发生机，因为对水峪人来说，这棵古槐具有非同寻常的象征意味。

大槐树旁边有一片空地，平展而洁净。一位老人告诉我，这里供奉过十二生肖神像，耍过中幡，放过烟火，搭过大棚，唱过大戏。民间艺人在这里表演杂技，赢得一片喝彩声。走街串巷的货郎在这里歇脚，抽一袋烟，看一会儿云，然后哼着小曲逍遥而去。孩子们放学后，在这里追逐游戏，吵得老母鸡咯咯咯叫。女人们在墙边推着碾子，扯些家长里短的闲话。夏日的夜晚，村民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这里纳凉聊天，说世道人心、天下奇闻、今年的收成、来年的打算。我想，如果将那些场景画下来，一定是一幅暖意盎然的《山乡风情图》。

沿着古街游走，走着走着就进了山。太阳照在落尽了叶子的阔叶树上，把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山风从树梢掠过，或粗或细的枝丫摇曳几下后，又一动不动了。山野一片寂静，但寂静中隐约有一种细密的声音，像是落叶在岩石上轻轻滑动，又像是苔藓在阳光下慢慢舒张，抑或远处的鸟鸣与流水，砂粒从光滑的岩壁上跌落。这些细如游丝、若有若无的声音，空灵如天籁。

“我们游古街，怎么走到山里来啦？”我说。“因为山一直在这里。”同伴答。我们的对话在空阔的山间显得格外响亮，天空的云朵仿佛受了惊吓，飘移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同伴的话，使我想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位登山家。那位名叫马洛里的英国人在征服了许多著名高山后，准备去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如果成功了，他将是世界上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记者在采访他时，三番五次地问他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去登山？终于把他问烦了，他以生硬的口气回答：因为山就在那里。现在，山就在这里，一直在，在水峪村的周围，连接着水峪村的街巷。人在山中，也变得像山一样沉稳，天淡云闲，宠辱不惊。我把这样的人生看作一种大境界，而大山深处的水峪人，也许正是这样生活的。

在离村口不远的地方，两位老人正在一个背风的墙角碾米。老汉推完碾子，蹲在地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碾盘上摊着碾过的谷粒，老妇用簸箕将混杂着米糠的小米撮到箩里，一箩一箩地把糠筛去。然后，将金黄色的小米倒入旁边的一只铝盆。石碾上的木质零件是新的，但磙子和碾盘已经十分陈旧。据说，水峪村有石碾128盘，大都年代久远，历史最悠久的是光绪十三年和道光十八年的两盘古碾。这些曾经在水峪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古石碾，使水峪村赢得了“百碾山庄”称号，并于2008年获得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中国之最证书。

从高处看水峪村，整座村落呈圆形八卦布局。村舍依山势而建，背山临水，饱含风水元素。伏羲所创造的八卦，原本只是一套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后来被用作占卜。人之所以占卜，是要预测祸福，踏准命运的节奏。毫无疑问，水峪村发展生态农业和民俗旅游，正是不失时机地把握住了命运的走向。但我认为，使这座古老山村重获新生的，并非八卦村形，而是水峪人的勤劳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