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区潞城镇有一个古城村，处于六环路以东通胡大街的南侧，西距通州城约八里。顾名思义，古城村之所以称作“古城”，就是因为这个村坐落在一个古城遗址上。清人刘锡信在《潞城考古录》记载，“古城周围四里许，遗址约高五尺，东、西、北三面俱存，惟南面近官道，已成陆地，西北隅废堞独高丈余”（1）。按刘锡信是乾隆时人，由此可知乾隆时期古城遗址保存相对完整。由于村民取土等原因，路县古城遗址不断遭到破坏，至清光绪年间，古城西北角楼台尚存残迹，北城垣依旧，民国间渐渐被村民取土而减小。解放后，集体生产组织于此设窑烧砖，至 1959 年，只剩下北垣东段残址 50 米，当年 7 月，通州区人民委员会公布其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1987 年夏，运潮减河复堤工程，将残存土城遗址掩埋于堤内（2） ，古城村地面上已经没有了古城遗迹。
一、路县的由来和建县时间
关于路县最早的记录出现于班固的《汉书》。《汉书·地理志》记载渔阳郡有 12 个县，其中就有路县。按《史记·周勃世家》记载，汉高祖十二年，燕王卢绾反叛，周勃率军平定叛乱，“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由于没有更早期关于路县的记载，故后世诸多史籍多认为路县为西汉时所建，有学者将路县建制年份定为周勃平定卢绾的汉高祖十二年，即公元前 195 年。古城遗址内曾发现战国和西汉时期的文物，表明古城村在战国时代就有人类活动。根据前人考证，秦代渔阳郡领有 12 县，清人钱大昭在《汉书辩疑》中认为渔阳郡领 12 县，认为《史记·周勃世家》所载“二十二县”是书写错误，“疑彼传衍二字，秦领县亦止十二” 3 ，指出西汉初渔阳郡当领十二县，秦代渔阳郡也只有十二个县。清代王先谦《汉书补注》也认为渔阳郡领 12 县（4） 。王蘧常所著《秦史》认同钱大昭的看法，即渔阳有12县（5） 。众所周知，西汉继承秦朝制度，联想到汉代渔阳郡12县，与秦渔阳郡领县数目相同，显然是延续秦代郡县建制的结果，由此可以推断，路县应当始建于秦代。另外，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渔阳郡领县12个，而12是一个与秦代关系密切的数字。根据《史记》记载，秦灭六国后，“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6）可见，秦始皇信奉战国时代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学说，邹衍认为“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依据五行相克原理，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秦朝代替周朝，当为水德。秦国为水德，而水德代表数字是六。正是基于此，秦始皇设天下为三十六郡，根据研究秦代后来增设郡的数量，分别为四十二郡、四十八郡，皆为六的倍数。十二是六的倍数，体现秦朝“水德”的特点，渔阳郡十二县显然与秦代郡县制关系密切。
另外，从路县的名字当中也可以寻找出一些路县建于秦代的线索。路县为什么叫做“路”，史书并没有记载。但是从其名称判断，显然是因为道路得名。既然因路而设县，显而易见此路非一般的道路可比。那么这条道是哪条道路呢？侯仁之先生认为，古代北京地区有四条大道通往四方，分别是通往中原的太行山东麓大道，燕山南麓大道，古北口大道和居庸关大道，古代华北平原地势卑下，沼泽遍布，难以通行，唯有山前地带地势高亢，因而形成交通要道。燕山南麓大道是连接海滨和东北地区的一条重要道路，通州位于北京的东部，是通往东方海边的重要节点，燕山南麓大道的军事战略意义很高，需要设置州县以进行掌控，在此大道上设置郡县显然是情理之中的事。燕山南麓大道就是通往碣石之路，秦始皇二十六年灭六国，二十七年，修治驰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7）所谓弛道，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高速公路。秦代修筑弛道，一定在燕山南麓大道的基础上修筑而成，秦皇岛就是因为秦始皇至此而得名，当时北京东南至天津一带为广大沼泽，前往碣石海边走燕山南麓大道最为便捷。秦始皇修筑弛道后，这条道路的意义更为突出，弛道需要维护、建设和保养，因此需要提供组织保障，需要设置州县提供劳役，由此看来，路县设置于秦代更为合理。
（1） [ 清 ] 刘锡信：《潞城考古录》卷上。
（2） 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员会、北京市通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通州文物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年。16 页。
（3） [ 清 ] 钱大昭：《汉书辩疑》卷 15《地理志下》，《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第 267 册，356 页。
（4） [ 清 ] 王先谦：《汉书补注（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2709 页。
（5） 王蘧常著：《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1 年。114 页。
（6）《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
（7） 《汉书》卷 51《贾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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