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牛春梅
十年里四次荣登《纽约时报》，足迹遍布世界百余个剧院与艺术节，已然成为国际舞台上最受瞩目的现代舞团之一……由陶冶、段妮、王好创立的现代舞团“陶身体剧场”，将受邀在天桥艺术中心举行十周年纪念演出。创始人之一的陶冶日前接受本报专访，讲述陶身体剧场十年来的故事。
身体是最灵动的建筑
陶身体剧场将于11月24日和25日，在天桥艺术中心呈献创团的首部作品《重3》和最新作品《9》。看陶身体剧场的演出是非常特殊的体验。因为找不到参照物，西方舞评人甚至将陶身体的舞蹈技术评论为“天外来客”，但这也表示他们让西方观众看到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东方。
即使是习惯了艺术家腔调的人，跟陶冶聊天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些奇怪。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作品：“以脊柱的旋拧与折叠来拓展身体运动的多种可能性。”更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还独创了以身体为基础的“圆运动体系”，假设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长出一支笔，舞者再用这支笔画圆。这个过程中，舞者会失去重心，颠三倒四地进行循环，追求人身体的解放和空间的解放。在陶冶眼里，身体是最灵动的建筑，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探索这座建筑的力学可能性。难怪台湾云门舞集创始人林怀民在评论陶冶的作品时会说：“他的作品是二十一世纪之舞，令人赞叹、引人思索。我梦想可以编出这样的舞作，同时知道自己办不到。”
像一个建筑师或是一个物理学家的陶冶，其实是地地道道的舞蹈专业出身。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他想得更多。他十几岁时开始学舞蹈，在部队文工团跳民族舞，参加各种活动和晚会演出。跳了几年后，他开始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你带着民族舞的笑容、情感站在舞台上，跟许多伴舞一起混杂在舞台上，那一刻你会觉得这个现场是有问题的。”陶冶说，他是一个爱提问的人，这个时候他会问自己，“我能看见谁，谁又能看见我？那我在交流什么，表达什么？”通常来说，舞蹈节目在一个晚会中的时间并不长，一个节目也就几分钟时间，这也是他无法接受的，“为什么一定要在三分钟或五分钟之内挤压掉一个舞者十几年的功力，要求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你的技术和情感发挥到极致。我觉得艺术不应该是这样的，观众想要得到的也不只是这样一种现场。”
从部队文工团退伍后，陶冶加入金星舞蹈团，“那里给了我启蒙的一课，我看到所有舞者都慵懒地躺在地上，不像我们总是拼命地和自己对抗，而是在更深层的部分和身体进行对话。”这一点非常打动陶冶，感觉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干掉自己的贪念妄想
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独特的思辨，2008年陶冶和王好、段妮开始独立做舞团。现代舞生存艰难，前三年陶身体剧场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没有钱，没有场地，没有人，没有固定的排练地点，他们就到处打游击，找朋友的场地，直接在水泥地上碰撞，把衣服和袜子都磨破了，实在不行就在家里的客厅排练。因为河北的场地租金便宜，有时他们坐着公交车去涿州排练，往返车程就得五六个小时。陶冶回忆，那三年不只要和身体对抗，还要干掉自己的贪念和妄想。
无论境况多么窘迫，他们都不会在作品上偷懒。林怀民说，陶冶他们是在用中世纪苦行僧式的方法排练。随着舞团的第一部独立作品《重3》在国外首演，陶身体剧场在国际舞台上渐渐有了一席之地。
陶身体剧场的作品对舞者不仅有体力上的要求，还有大量非常繁复的动作。陶身体每次招舞者的时候来报名的人都很多，不仅有国内舞者，还有许多特意从国外赶来的艺术家。但他们很挑剔，要求舞者能耐得住寂寞，因为训练太枯燥了，稍微有点儿犹豫就待不住，还要求对舞蹈的忠诚度，愿意在上面花足够时间，能有行动力去自我改变……舞团招新的淘汰率几乎是99%，每次能招上一个人就不错了。在这里舞者至少要训练半年才能上台，一个好的舞者则至少要磨合三年。
创团时的心愿已成真
经过多年经营，如今陶身体已经能够靠演出费维持剧团的生存，这在世界现代舞团中都是比较少见的。但依然还有跟随数年的舞者因为觉得这行没有前途、挣不到钱而离开。自己至今也买不起房的陶冶，有时候会想不明白，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那么焦虑，那么期待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成功。
作为一个大部分时间奔波于世界各大艺术节的舞团，陶身体剧场的主场似乎是在国外，在国内为数不多的演出常常遭遇尴尬。系列作品《8》在国外演出时备受好评，在国内首演时，演出中途却有很多人看手机，甚至在剧场走来走去。那种宛如在菜市场一般的躁动和格外安静的《8》对照，就像是两个世界在对话。
不过，陶冶却比较乐观，他觉得，当初创团时的心愿是希望有自己的空间和舞台作品，如今梦想都成真了。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了初期的尴尬，现在他们在国内的演出结束后，能有七八成观众愿意留下来参与演后谈，提出的也不再是特别初级的问题，开始慢慢接受陶身体。陶冶表示，以后他们会至少有一半时间留在国内来拓展交流。本报记者 方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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