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崧：从长椿寺望着紫禁城

▌渠诚

地铁二号线“宣武门”站的下一站是长椿街。出站往南不远，宣武医院的对面，有个长椿寺。长椿街便是得名于寺。

长椿寺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后被康熙年间的地震所毁，由文华殿大学士（首辅）冯溥捐资重整。又有清初的著名文人龚鼎孳，筑“妙光阁”居寺之旁，专用来观赏景色。龚鼎孳本来是明朝的一个进士，李自成进北京时，他投井自杀不成，俯首投降。后来清军进京，龚鼎孳再次迎降，结果就被乾隆放进了《贰臣传》里，没有得到好评价。但是他洽闻博学，诗名早著，往来的都是文人墨客，又经常慷慨解囊，资助贫寒才子，这是他人性中的光辉一面。后来大名鼎鼎、开创了“阳羡词派”的陈维崧，就曾经得到过他的帮助。

陈维崧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宜兴古称阳羡。其父陈贞慧，是“明季四公子”之一，有名的不仕清朝，可以十几年匿居乡野，不踏进城门半步。陈维崧饱承庭训，文才敏捷，时人侧目。可是明朝灭亡那年，他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家国之慨，并不像父辈之深，所以他不可避免要走上仕途，希望在大清朝出人头地。不曾想事与愿违，他不但没得到一官半职，反倒弄成了漂泊无定，四处寄人篱下。他由此切身体会到社会的冷酷不公，词风渐渐从早期的旖旎悱恻，转向了落拓、豪放，读之如读苏、辛。当时的文坛前辈们欣赏他的才华，纷纷和他结交，龚鼎孳也是其中之一。

康熙七年（1668年），四十三岁的陈维崧又一次来到北京求官，受到龚鼎孳的照顾，索性寓居长椿寺，以便和龚鼎孳离得近些。龚鼎孳时任兵部尚书，亲自出面，问来问去，竟始终寻不到一个合适陈维崧的职缺。而陈维崧没有资金来源，一切开销全靠龚鼎孳的接济，日子久了，自不免望眼欲穿，焦虑无措。他日常和龚鼎孳以诗词往来，其中有一首“秋夜呈芝麓先生”（龚鼎孳号芝麓）的《贺新郎》词如下：

掷帽悲歌发。正倚幌、孤秋独眺，凤城双阙。一片玉河桥下水，宛转玲珑如雪。其上有、秦时明月。我在京华沦落久，恨吴盐、只点离人发。家何在？在天末。

凭高对景心俱折。关情处、燕昭乐毅，一时人物。白雁横天如箭叫，叫尽古今豪杰。都只被、江山磨灭。明到无终山下去，拓弓弦、渴饮黄麞血。长杨赋，竟何益？

上阕的“凤城”、“双阙”均指代首都。传说秦穆公的女儿吹箫引来凤凰，其国都因号丹凤城，后人以“凤城”称京，以“凤阙”称宫。“双阙”是宫殿两侧高台上的楼观，借指宫门、首都。这里说的首都，当然是指紫禁城了。北国秋临，长夜寂寂，格外熬人。作者囊中羞涩，从长椿寺眺望着紫禁城，弹指数华年，华年梦似烟，年华老去，一事无成，禁不住悲从中来，故作狂态。（开首“掷帽悲歌发”的“掷帽”是用“千金掷帽”之典。东晋的袁耽守丧时跟别人豪赌，把孝帽子藏在怀中，赌到兴致高涨，大笑着掏出布帽往地上一扔，姿态狂放不羁。）

古时文人若没有官职，就没有俸禄；没有俸禄，生活就没有着落。紫禁城边有一条玉河，出北京西北玉泉山下，又称御河。作者渴望和皇帝接近，博取个一官半职，却只能望着皇宫最外围的“一片玉河桥下水”而兴叹，觉得其河水“宛转玲珑如雪”，可望不可即，恍惚可以接近，实际虚渺至极。下一句“秦时明月”将视野延展，给下阕的怀古思绪做铺垫。再后一句的“吴盐”指两淮之盐，以洁白著称。“恨吴盐、只点离人发”是作者愤愤不平，又无法扭转现状，在无可奈何之中，头发就一天天的斑白了。末一句“家何在？在天末。”吐露了对仕途的伤心绝望。朝廷上没有他的位置，这里当然就无法让他安家。他的家处，若说得浪漫一些，恐将是诗和远方。上阕至此结束。

下阕的“燕昭”“乐毅”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燕昭王和名将乐毅。燕国建都于燕，即今之房山一带，现在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的“琉璃河遗址”便是燕国的初都所在。燕昭王礼贤下士，乐毅为之心折，统帅燕国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攻克七十余城，几乎将之灭亡，国士无双，君臣相得，风头一时无两。这是北京历史上最古老也最辉煌的君臣故事，作者运用此典，居心不问可知——那是仿效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怪只怪当权者不知道礼贤下士，不懂得拔擢良才。“白雁横天如箭叫，叫尽古今豪杰。都只被、江山磨灭。”这两句更是直示孤愤，雄劲苍凉，可以和苏、辛的名句相抗，而又有独特意味。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波澜壮阔，浑然忘我，有赞叹之意，无惋惜之情。辛弃疾的“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则是纵目俯瞰，忧虑重重，蕴藏着“体制内”人士权柄和志向不匹配的失落。陈维崧却是个编外人士，无权有志，更难以忘我。所以他虽然直示孤愤，显出来的反倒是一种积极入世、求而不得的焦虑感。

再下一句的“无终山”一般认为指蓟县盘山，可以作京郊理解。“拓弓弦、渴饮黄麞血”可能会使人联想到“笑谈渴饮匈奴血”，作者求官不成，怨愤难平，想要靠打猎欺负小动物（麞是獐的异体字）来出口恶气。实际上这也是古代的一个典故：南北朝时梁朝的将军曹景宗，年轻时在乡下磨炼弓马，经常追逐獐子，渴饮其血，饥食其肉。后人有诗赞之曰：“归来笑学曹景宗，生击黄獐饮其血。”

最后一句的“长杨赋”也是用典。汉成帝为了向胡人展示我国动物种类之丰富，征调百姓捕捉熊虎豹猿等运往长杨宫，让胡人以手博之，打赢了就可以将野兽带走。此事导致老百姓无法收获庄稼，不利于民，杨雄乃作《长杨赋》讽谏皇帝。结尾“长杨赋，竟何益”的意思是说，作者去打猎的念头已经很坚决了，谁都不足以阻拦他，潜台词则有点儿破罐子破摔之感，好像说自己在北京城实在是待不下了，话里话外仍然透露着“求而不得”的焦虑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价陈维崧的词作：“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只是一发无余，不及稼轩之浑厚沉郁。”一发无余，暴露无遗，读者的体验便被束缚住了。观诸此词，确乎如此。开篇精彩，结尾却予人以虚张声势之感，回味可说是很寡淡了。

在这一年的年底，龚鼎孳最后总算托到关系，使陈维崧可以到河南去当幕僚，帮学使审阅卷子。这当然并不是一个体面的工作，可是陈维崧没有退路，唯有赴任。后来他几经挫折，直熬到五十四岁那年，也就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才终于在官场上扬眉吐气。当时因为要编纂《明史》，康熙帝特开“博学宏词科”以选拔学识渊博之人。陈维崧以一等第十位的成绩，被召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检讨”（史官），也总算是个小“京官”了。只可惜《明史》的卷帙浩繁，整整编了六十年才最后定稿，而陈维崧在第四年就因病去世，所学未得以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