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想到，当年那个因为家人希望他成为小提琴手而被迫学了7年小提琴的少年，去上戏读了戏文系，最后却成了一位钟爱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导演；2002年，他执导的首部电视剧《誓言无声》一举摘得第23届中国电视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他本人也因此荣获飞天奖最佳导演；2005年，合作执导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献礼片在央视播出，转年还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出；2008年，他执导的《英雄无名》获得第3届韩国首尔国际电视节最佳长篇电视剧；2015年，他以《平凡的世界》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导演；2017年，他成为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主席；2018年，他和编剧高满堂合作的《爱情的边疆》引发观众关于父辈爱情的大讨论；依然携手高满堂的新剧《老中医》，讲述江苏常州孟河医派传人翁泉海闯荡上海滩的故事，有望在明年开年与观众见面。他，就是毛卫宁，一个为了不错过足球比赛而给卧室并排装四台电视机的导演，“我常常将比赛现场想象成是一场戏，心态的转换、人生的转变……我认为，足球比赛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也给我的创作思路带来灵感。”
关于毛卫宁
知名导演、制片人，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理事。出生于1963年，198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作品有《誓言无声》《梅花档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警察故事》《英雄无名》《身份的证明》《上海上海》《战旗》《十送红军》《平凡的世界》《我的孩子我的家》《怒火英雄》《爱情的边疆》等，曾获“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飞天奖最佳导演、全国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白玉兰奖最佳导演等荣誉。
毛卫宁和高满堂合作多次，“我觉得我们这种创作方式是真正符合创作规律的，高满堂先生写故事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一下子就被这个故事吸引了，决定要拍，然后我们就去找投资方，投资方也支持我们，我们就做了。现在其实有好多戏是倒过来的，就是投资方觉得某种戏在平台上有反响或者能赚钱，然后开始攒。”选取演员，毛卫宁的标准是，“塑造人物是第一位的，演员一定要热爱角色，才有能力去塑造好这个角色。”他对演员的理解就是，“通过自己的角色让观众熟悉，这样的演员是我非常推崇的。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所谓的明星，你要说他演过什么，我不知道。”这些年，他和演员王雷合作了6部戏，之所以如此重用王雷，“因为我希望他作为80后演员能在现实主义这条路上走到一个演员的极至，现在他已经走通这条路了。”
新报：为什么你特别喜欢现实主义题材？
毛卫宁：我理解的现实主义，就是要面对现实、面对生活、面对经验，但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实反映，要在面对现实的过程中融入我们创作者的观察、思考和世界观。现实主义创作不是现实生活的翻版，准确地讲，要有创作者独特的生活体验和艺术的取景框，因为同样的现实在不同的创作者那里会呈现不同的色彩。同样是现实主义，狄更斯不同于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也不同于托尔斯泰，他们的作品不仅反映了生活，也融合了他们的思想、情感与生活态度。就像高满堂先生的剧作里融入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对中国人情感的观察。真正的现实主义，就是把私人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反映，变成对公共生活理解的重建。我特别希望给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留有一席之地，因为一定会有非常多观众的。
新报：你怎么看今年现实主义题材的回暖？
毛卫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实话，当初《平凡的世界》播出是很艰难的，因为没有平台愿意播这样的戏，他们认为没人爱看这种戏，前几年我们很难给现实主义题材找到出路。正是经过不懈的努力，才能看到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正在高涨。所以，我们才要呼吁更多人进来拍。就像我们的古装戏，在短短几年时间走到了一个顶峰，无论是演员阵容还是制作水准，简直是到了天花板，这是因为投入多。如果把同样的投入放到现实主义题材上，我相信用不了几年，就会出现现实主义扛鼎之作。应该说，现实主义作品还没有走到更高的高峰，重要的原因是投入不够，我们的资本投入不够。比如《爱情的边疆》，我们拍了小半年，但是严格说，这样一部戏应该拍一年，对这部戏的完成度，我还有很多不满，但我也知道如果要拍一年的话，那是一个什么成本，这肯定会制约我们的创作。如果我们的资本能更多地向现实主义作品倾斜并给予更大的市场容量，我认为一定会拍得很好。
新报：为什么你去年会把白玉兰的一个奖颁给了一部穿越剧？
毛卫宁：去年我做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会主席，最佳海外电视长剧奖给了一个美国穿越剧《古战场传奇》。我觉得不在于采取哪种艺术类型，而在于你的创作态度，只要你拍得好，我相信都会有观众看。我一直是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希望创作风格多样化。我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拍什么很重要，但怎么拍更重要，我觉得不同类型的片子都有可能拍出好的作品来。
新报：拿过国内的大奖，国际上也有斩获，现在奖项、拍戏，对你意义何在？
毛卫宁：我对生活还有感受、还有表达，我就会去拍。至于奖项，我也获过奖，我也评过奖。我觉得，获奖本身对创作者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第一，这是对我们创作的一种肯定。第二，它对行业起一个风向标的作用，就是我们把一个奖评给一部作品，实际上是希望我们就要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有引导作用。
拍《爱情的边疆》，毛卫宁是发着烧被人拿推行李箱的推车推上了飞机，不过，他不喜欢渲染拍戏吃苦这件事，“吃苦不重要，重要的是拍出来的戏要好。”他还记得，当年拍《十送红军》是在海拔四千米的雪山，剧组高原反应厉害，那时毛卫宁就跟大家说，观众不会考虑你在什么环境下拍的，观众只看你拍得好不好，“我们不能因为拍戏苦而降低对艺术的要求。”看完《碟中谍6》，他很赞叹影片没有绿幕、汤姆·克鲁斯没有替身，“所有动作都是在你看到的时空中完成的，无论是飞车还是爬直升飞机，都是在应有的高度上完成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高空跳伞，不知道那么复杂的空中调度他们花了多少时间。所以汤姆·克鲁斯拿再高的酬金，观众没意见！”在他看来，高片酬不可怕，可怕的是，高片酬下却在制造垃圾。
新报：你好像几乎不用现成的影视基地，特别愿意实景拍摄或者自己搭景？
毛卫宁：我是特别希望坚持用实景拍摄，因为这才能表现出生活的质感，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品，我觉得一定要在实践中完成，虽然这样会有很大的难度，但能表现出来生活质感，这应该在景区里拍摄达不到的，这也是我的一种习惯选择。《爱情的边疆》和十几年前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都是在黑河拍的，黑河的这个俄罗斯风情园就是当年我们剧组搭建的。当时为了拍摄的方便，我们在黑河搭建了很多外景，所以《爱情的边疆》高满堂先生写到黑河的时候，我非常兴奋。
新报：你对细节要求很高，喜欢长镜头，为什么爱以电影的标准来拍电视剧？
毛卫宁：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的，是学编剧的，知道自己的短处是影像，所以从一毕业开始，我就一直强调自己对影像的追求。久而久之，这就成了我的一个特点。我特别希望我的作品有电影化的表达，长镜头的拍法，首先能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感受；其次符合（电影理论家）巴赞对电影的观点，就是我们在记录生活、在展示生活，具有生活的真实性；第三，如果要拍好，你必须有一个特别成熟的团队。这个团队长期跟我拍戏，我们拍了十几年，我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带来一种精致的视觉呈现，从而影响更多的剧组追求好的影像表达。
新报：如果观众和市场需求与你的艺术追求产生矛盾，你会怎么办？
毛卫宁：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创作者，我比较坚持我的艺术追求——就是坚持现实主义，哪怕市场不认可，我也会坚持往下走。但是我非常鼓励年轻导演和年轻创作团队去适应市场，因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需要得到市场的承认，也需要改变现状。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去拍一些跟市场结合比较紧密的戏。就像我当年一样，也拍过很多各种类型的东西，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当然，坚持艺术追求也是很重要的，我可能是少有的跟资本没有关系的导演，之所以坚持这样做，就是我要能够说不——我想拍的我会拍，我不想拍的我可以不拍，这是我长期以来坚持只做导演的原则。这些年里有很多资本在跟我谈，我都拒绝了，我就想做一个很纯粹的导演，永远跟资本没有任何联系。
新报：网剧越来越火，你会尝试拍网剧吗？
毛卫宁：“不远的将来，所有的电视台将会消失”，这是好莱坞编剧罗伯特·麦基2011年第一次来中国在上海的讲座上说的，当时我是其中一个环节的对话人，因为当时我还在电视台工作，所以心存质疑，但现在从网络的高速发展来看，也许是个趋势和潮流，只是早晚而已。我觉得网剧最好的一点就是允许各种风格的呈现，同时创作者进入的门槛比较低，这有利于年轻创作人才的涌现。我一定会支持网剧的发展，尤其我会鼓励团队里的年轻创作人员去做，如果我有时间也会身体力行地帮助他们。
新报记者 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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