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之火: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火镰荷包

作者： 邵天红

清乾隆 珍珠地珐琅彩火镰盒

孝贤纯皇后制火镰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火镰荷包，靛蓝色缎为表，饰有卷草朵花纹。荷包里有两层口袋，放置两块小火石，和一个椭圆形金属环。和台北故宫收藏的其他火镰盒相比，这个荷包简单质朴，并不起眼，如若不是随附的文件和包装，或许谁都想不到，这是富察氏皇后为丈夫乾隆皇帝亲手所做。它生动述说着火对这个民族的重要性。

起自白山黑水间的满族，以游牧、农耕和渔猎为生。游牧途中，火可以用来烹熟食物、烧水温酒，避免疫病的发生，亦能驱逐黑暗与野兽，带来光明与温暖；女真族早期的农业生产，也需要以火烧的方式进行开荒种植；打火工具与食物、餐刀等，更是满族男子的必备之物，在外出狩猎或远征时，他们会用篝火构成塔形、虎形、奔马形等不同的图形，用以传递报警、报喜、呼救等信息。

可以说，火贯穿于满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得来却不易。在满族的神话故事《托阿恩都里》及《天宫大战》中，各有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神话人物：托阿为盗火种，被罚做苦工；《天宫大战》中的拖亚哈拉女神盗取神火下凡，因为怕火熄灭，便将其吞进肚里，结果被烧成虎目、豹头、豹须、獾身、鹰爪、猞猁尾的怪兽。

那清人是用什么点火呢？无非火镰、火石与火绒。火镰是一块铁板，最早或于战汉时期被用来生火。用铁板击打火石，产生的火花能点燃火绒火纸，后来为便于击石，将铁板做成镰刀形，得名“火镰”。其上加木棍或绣品便于抓握，后装在荷包里挂于腰间，成为满族人随身携带的“打火机”。

作为皇权的赏赉之物，火镰是荣誉的象征。康熙五十五年，镇守陕西延绥等地总兵李耀奏谢皇帝所赐“火镰荷包一个……”康熙让李耀“见这火镰荷包，如见朕一般。”

而作为庆典的组成部分，火镰是敬天尊祖的象征。象驼宝瓶是清宫中的常见器，有铜制、瓷制多种，寓意“太平有象”。据载，清宫仪仗队的象上宝瓶中，盛装的也是火绒、火石与火镰。天下太平、王朝的长治久安，似也得益于火种的生发与存续。

当一件实用器，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精神内涵，便超越了“用”与“器”，成就了从实用器到陈设器的转变——

那件火镰荷包赠予乾隆后不久，富察氏皇后便驾鹤西去。乾隆命人以内有黄绫的织锦将其包好，外配金漆盒，之外再配木盒，木盒上刻有乾隆满汉双语诗文及序言，及臣子庄有恭、蒋溥、汪由敦等人之题铭赞赋，以表达乾隆对皇后的无限怀念。

从挂火镰，到以火镰盒装火镰，再到为火镰盒配外盒，满族人俨然把火镰盒作为了文房雅物贮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及台北故宫皆收藏有乾隆时期的燧囊几件，拍卖中亦有得见——北京华辰2017年春拍即有一件乾隆款火镰盒，盒内外施松石绿釉，外壁以锥拱技法作锦地点纹，并凸饰金花，足内以矾红彩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华贵精美。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一件与之极为相似者，为此中静雅者。

瓷质品的实用性远逊于缎锦、犀角等材质，但它或许是火镰盒从实用器变为陈设器的最佳注脚：传承着高超的制瓷工艺，浓缩着满族人对自己民族传统的回望与继承，记录着他们敬天尊祖的精神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