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雅山
上了岁数的北京人都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街面上有不少名为“委托商店”的店铺，也叫“信托行”或“委托行”。当时北京城内有四家委托商店最为知名——东单、西四、北新桥和菜市口。在当时，商品匮乏，而且买东西还需要票证，人们把闲置不用的物件放在委托商店卖，能缓解生活物品的缺乏。那时，逛委托商店成为人们的一大爱好，也因此留下了诸多记忆。
1 委托商店“敞开供应”
如果探究委托商店的前世今生，则要从更早时候北京城里走街串巷的“打小鼓儿的”说起。
俗话说，“买仨、卖俩、当一个。”也就是说，一个物件，您用三个钱买来的，若卖，只能卖两个钱；若当，只能当一个钱。这说的就是当时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他们以收买各类旧货为生，从事贱买贵卖的买卖，从中谋取盈利。他们在串胡同时，不停地敲打手上捏着的小圆鼓，发出“梆、梆、梆”的声音，故称其为“打小鼓儿的”。
当年在“打小鼓儿的”的队伍中，还有“软鼓”和“硬鼓”之分。简言之，从事软鼓者，就是收破烂的。大多是以物换物，穷人家用破锅烂袜子，换块胰子（肥皂），有孩子上学的换根铅笔，再不济也能落盒洋火。但从事“硬鼓”可就不一样了，首先要具有宽裕的现金，遇到“俏”货即可当时兑现；其次是眼力要准，识货，懂行情。同时，还要在瞬间揣摩卖主的心理，成交率高。特别是民国时期，众多八旗子弟断了俸禄，以及一些官宦之家，急等着变卖家当维持生活。但又碍于面子，放不下身价，只好将“打小鼓的”请进家中，不声不响的完成交易。所以，这些做收旧货买卖者，往往抓住卖主的心理，拼命压低价格，从中牟取暴利。
据北京史研究专家王永斌撰文说，北京最早的委托商行是1942年开业的“大通委托商行”，地址就在前门外大栅栏内。1949年后，“打小鼓儿的”被国营委托商店及国营物资回收公司所取代，一些没有前科的“打鼓人”也因此成为委托商店或回收公司的正式职工。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委托商店便成为百姓的最爱，因为它不仅方便灵活，适合当时百姓的需求，而且买卖公平，交易合理，委托方会根据物品的实际价值来与顾客商定交易价格。再加上当时人们工资不高，商品匮乏，凭票证供应，有钱不见得就能买到东西。只有在委托商店才能享受到“敞开供应”的购物快感，商店里也多是各家各户里的陈年老货，可谓物美价廉。
委托商店收购分两种形式，一种是托，相比之下比直接卖给店里贵一些，双方商量一个合适的价钱，物品卖出后商店收点手续费。据知情人回忆说，一般物品的手续费是7％，家具、自行车类为4％。如果您急等着用钱，还可以由委托商店估价后直接拿钱走人。当然，价钱肯定就会低一些，因为人家还要为您承担卖不出去的风险呢。所以说，当年在北京各主要商业街，像东单、西四、鼓楼前等著名商业街，都少不了委托商店这块招牌。
2 用进口冰刀换新棉鞋
委托商店的物品多是百姓家里的生活用品，什么旧衣服，皮袄，被褥，手表，怀表，相机，留声机，钟表等，店里想看什么有什么。据说当时委托商店还属于“特殊行业”，由公安部门监控管理。如果有来路不明的物件送过来，那绝对是一个电话，警察马上就到。当时自行车就算是大件物品了，如果您想委托出售，手续证明等一件不能少，与当今买卖二手汽车差不多，管理的特别严格。如此，委托商店绝对深得百姓信任，买卖公平，诚信有度。稀罕物品自然也不少，用现在的话说，是个淘宝的好去处。
记得我舅舅年轻时赶时髦，曾经在信托买过一件米色的毛背心，到家被我姥姥数落好几天，说这些衣服都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穿在身上不吉利。
上世纪70年代，我经常在地安门委托商店“趴柜台”——没事就趴在自己喜欢的商品柜台前，观赏自己喜爱的商品（但据说1949年前，人们称商店的小偷为“趴柜台”）。晚上回家时，我身上总带着卫生球味儿（店里都是各家各户的陈年老货，所以经常弥漫着一股卫生球味儿），家人据此判断我是否逃学。
那年代所有商店里都是封闭式柜台，您需要选购的产品，必须通过售货员从柜台里的货架上取下来，放在柜台上。像我们这些毛孩子，人家一看就不是买主，所以也没工夫“伺候”你。如果你壮着胆子要售货员拿某件商品看看，人家就会扔给你一句：“买吗？”
上中学时我一度喜欢上摄影，但那时照相机可是高档奢侈品。肚子还没吃饱呢，还想玩摄影？有人劝告我说，摄影这玩意儿，从你买相机那天起，就是个赔钱的东西。你想啊，照相得买胶卷吧；照完了还得冲洗照片吧，每一步都是要花钱的。既然没钱买，我就趴在柜台上过眼瘾。当时委托商店总有些苏联生产的照相机，我记得有一款“泽尼特”品牌的相机，物美价廉，感觉都是在八成新的样子。只可惜，我那时离购买相机的实力还差很远，只可远观。一次，恰巧有个大人在选购“泽尼特”，我便挤在那位大人的身边，伸着脑袋“贪婪”地瞧着，还不时地提些近乎“小儿科”的问题。
上高中以后，也知道爱美了，不喜欢穿姥姥给我做的大棉窝。那时候最时髦白塑料底、黑灯芯绒面、系鞋带的棉鞋。轮胎底的都比我姥姥做的“棉窝”好看，同学们都笑话我穿的是“鲶鱼头”。我得空就央求姥姥，给我买一双塑料底棉鞋。一天，姥姥翻箱子找出一副进口冰刀说，把这个卖给委托商店，给你买双新棉鞋。我当时听了心情无比激动，拉着姥姥就走出家门。到了委托收购部，人家估价好像是8块钱，姥姥同意了。在办手续时，姥姥说没带户口本。人家说，那您下次再来吧。我当时心情急切地说，姥姥，您给我钥匙，我回家去取。于是，我拿着钥匙，撒丫子就朝家里跑，喘着粗气将户口本交给了姥姥。之后，我又领着姥姥快步向百货商场。终于穿上了平生第一双白塑料底、黑灯芯绒面的新棉鞋，心情甭提有多高兴了。
3 买回旧童车还能卖回去
当时地安门委托商店的旧家具门市部，与委托商店都是一家。那时经常有硬木家具廉价出售，大多是当时遣送回乡者，急于处理的旧家具。一张硬木八仙桌作价七八块钱，现在看来跟白捡的差不多。后门桥的老街坊金格格说，她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那里卖过一个四方的大床，床腿儿是四方形刻花儿硬木的。她清楚地记得，床放在委托商店一个多月没卖出去，店家给她家来信儿说让她们拉走。费劲找好车去拉，到那一看，已经卖出去了。在那儿，我还卖过一辆蓝色的自行车，我们兄弟姐妹都是用这辆车学的骑自行车，自行车的挡泥板儿都快掉没了，结果还卖了40块钱，我当时还想,破车能卖那么多钱呢，现在知道了那车是匈牙利产的自行车，这在当时算是不错的车。
我以前认识一个木匠姓贾，当时他看中一张紫檀木八仙桌，便与同事商量凑了10块钱将其拿下。您猜想不到，他将桌子拉到家就拆胳膊卸腿。用八仙桌的四根桌子腿做了几个刨床：木工刮木材用的刨子。贾师傅高兴地说，绝对值了，这一个刨子少说也得十几块钱，我做了四个大刨子，两个小净刨。
老北京侯章回忆说，1974年时他结婚有了孩子，在委托商店花了13块5毛钱买了辆竹子做的旧童车。回家以后擦洗干净，大家都说买的值。过几年孩子长大了，童车便闲置无用，侯章又将童车送回了委托商店，结果还卖了10元钱。使用的这几年间仅花了三块多钱，真是太实惠了。
当然，也有让卖主如今想起来“肠子都悔青”了的事——为了结婚把家中整堂红木家具拉委托商店仨瓜俩枣的钱给卖了，再换套组合家具。
有卖的就有买的，那年月就有人专逛委托商店，不为买，单为逛，那会儿不兴叫“捡漏儿”，可懂行的人真能从委托行里，花百八十块钱买回劳力士手表，凤头自行车和黄花梨家具来。
4 商店门口聚齐“倒爷”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委托商店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跌落到低谷。当时正是黑白与彩色电视机交替的年代，人们纷纷将替换下的黑白电视拿到委托商店。这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多年，委托商店的作用大不如前。商店柜台上下摆满了黑白电视机，根本无人问津。于是，一批“倒爷”（倒买倒卖者）应运而生。人们便聚集在委托商店门口，自发形成了交易市场。
我有个发小就是当时小有成就的“倒爷”，他家就住在委托商店对面。那时候“倒爷”都有正式工作，忙里偷闲，饭后茶余，出家门过马路，在信托门口“趴”会儿，没准儿就能等到一单生意，这比那些专程来做买卖的成交率要高。然后“倒爷”将收来的旧电视机搬回家存放、修理，并随时拉着“下家”（收货者）来家中验货后出手。
这些“下家”大多来自农村，他们将黑白电视机销售给偏远地区的农民。当年接收电视信号还处于原始状态，看电视只求个声儿和影儿，至于图像是否清晰并不重要。再说，本身也没花几个钱。如此，上家有人送，下家有人接，我的这位发小就稳稳地把钱挣到手了。据说当时有一对外地夫妻，不仅脑子好使，而且还特别能吃苦。冬天大雪天，两口子来收货，一人身上背两个电视机，然后坐火车回去。到了农村一出手，他们俩最少能挣200块钱。三天两头，他俩就会来城里一趟，而且特别讲究信用，连我的发小都伸大拇指。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委托商店的生意就渐渐冷落了。一是城市消费已经完成了更新换代，二是农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人家对电视机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他们需要的最起码是新的、彩色的电视机。这时，我的发小也“解甲归田”了，谁知道，他竟然悄默声的在中轴路买了套小三居。那年头，能掏钱买房子可不是一般家主。
如今的地安门委托商店退出历史舞台，其店面改为经营服装的商店，丝毫看不出当年的样子。说实在话，现在每年捐助灾区的衣物，都比当年委托店里卖的衣物不知要强多少倍。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消失多年的当铺又出现在北京街头，但所当商品绝对是高档的、值钱的，或珠宝玉器，或汽车房子，而那些姥姥不疼舅舅不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物件，便流向了京城的一些旧货市场。如今有人以收藏的幌子卖旧货，甚至还有人上当受骗，真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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