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21日，《北京日报》1版
▶1980年9月，栗天禄夫妻修笔店。
▼1980年7月23日，《北京日报》1版
▲1987年1月，个体户雪天卖报。 叶用才/摄
◀1980年8月18日，《北京日报》3版
▶1980年9月22日，《北京日报》3版
◀1981年8月3日，《北京日报》3版
▶北京椿树街道待业青年开办的童装厂。丁世儒/摄
▲熙熙攘攘的秀水市场。
毕业季，就业季。如今，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大学生毕业干个体当老板非但不稀奇，还会得到各项政策扶持。而放到几十年前，个体户一度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社会主义能不能有小商小贩、小店小铺，还曾引发激烈争论。
“吃饭”“做衣”“修理”样样难
相当长一个时期，曾经的个体工商业者成了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胡同里的裁缝铺，马路边的修鞋摊，走街串巷的小吃挑儿，从遮遮掩掩到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
到1978年底，北京个体工商业者仅剩259户，从业人员259人，主要从事服装加工、弹棉花等。国营、集体性质的商业网点“大、稀、少”，加之零碎、纷杂的“小活计”这些企业也不乐意做、不擅长做，导致商业、餐饮业、服务业出现普遍漏洞，老百姓生活很不方便。
比如，人总是要穿衣的，可为了做一件衣服，往往跑遍城区，奔波好几天，找不到个承做的地方；人总是要盖被子的，可为了弹几斤棉花套，常常天不亮就要爬起来排队等号；居家过日子少不了修修补补，可刷墙补鞋磨刀修家具都找不到师傅；1957年，北京市城近郊区人口372万，有餐饮业网点4591个。1980年城近郊区人口523万，只有餐饮业网点1500个（包括商亭在内）——局促的餐厅里，等座吃饭的人围桌伫立，站在用餐者身后几十分钟才能“补上缺”成为常态。（1980年7月28日，《北京日报》1版《愿“看客吃饭”早日“了”》）
大量社会迫切需要的事情没人干，另一方面，城里又有成千上万年轻人没事干。当时，劳动工资制度管得很死，工作全靠劳动部门“统包统配”，然而，国营、集体企业毕竟有限，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工厂能容纳的人毕竟有限，待业青年比招工指标多上好几倍。国家既不能给每人发一个“铁饭碗”，政策又不准他们发挥特长自找门路就业，结果待业人员越积越多。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提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闸门缓缓启动，开始逐步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1980年5月，北京缝纫、修鞋、理发、磨刀、补锅等三十多个行当的四百多家个体工商业户先后恢复营业，坐店摆摊的开门早、打烊晚，流动经营的推车挑担、登门服务。这年10月，在东城区翠花胡同里，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悦宾饭馆开张。三四张桌，八九平方米，母子三人操持，墙上贴着横幅大字“尝尝看”。这家简陋的小馆子，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讯号，惊动了全市、全国乃至世界。店主刘大妈说：“一开门就排大队，从门口绕到胡同里去。好多国家的记者来采访，又是炒菜又是招呼人，顾不上接待他们，结果记者也排起了采访的队。”（1999年10月5日，《北京日报》1版《彩虹的颜色——非公经济五十年》）
能否搞“夫妻店”引发大讨论
最初，政府发展个体户的出发点是“拾遗补缺”，方便群众、扩大就业，商户数量和涉足领域都有限。但胡同里悄然出现的“连家铺”“夫妻店”，以及不胫而走的某某小店一天能赚数十元的消息，依然在社会上激起阵阵波澜。有人认为个体户赚的钱是不义之财，有人认为个体户带徒弟是阶级剥削，还有人认为让个体户尝到甜头，事实上造成“谁有本事谁发财”的局面，岂不要涣散国营和集体企业职工的“军心”？
1980年8月，有读者投书本报，认为在城镇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完全是一种倒退。对此，本报开辟专版，就“社会主义社会搞夫妻店是不是不伦不类”问题展开大讨论。在致函参与讨论的众多来稿中，赞同与反对之声参半，意见针锋相对。
赞同者表示：鼓励发展夫妻店之类的个体经济和商贩活动，势必导致全社会“向钱看”“钻钱眼”，影响现有国营和集体工商企业的正常营业和盈利。此外，小铺、小店、小摊有碍市容，有损首都光彩。（1980年8月29日，《北京日报》3版《不应为“一利百弊”的夫妻店评功摆好》）反对者则表示：个体劳动也是劳动，同样光荣。既然个体经济有利于百姓生活，有利于活跃经济，还能解决一部分人就业，减轻国家“包不下来”的负担，为什么不去恢复和发展呢？难道现在我们还要继续干那种“一棵树上吊死”的傻事吗？（1980年8月29日，《北京日报》3版《应该肯定城镇个体经济的作用》）
是热热闹闹、市面繁荣好，还是冷冷清清、生活不便好？读者伍席源在来信中这样写到：什么是标准的社会主义样子呢？不顾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人民生活状况和思想觉悟程度，硬搞什么“纯社会主义”，必然使市场经济呆板、僵化、毫无生气，人民生活发生困难。一切从实践中来，中国的社会主义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搞。这在有些同志看来是“不伦不类”，但我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也是一“类”，它是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1980年9月22日，《北京日报》3版《并非什么“不伦不类”》）
不能有亲有疏厚此薄彼
最开始，个体户除了广受非议外，遭歧视、被刁难也是常有的事。
本报报道记录：东城区给36户货运三轮车个体户发了营业执照，有的人还想搞三轮车客运。找到交通运输部门商量，他们说：“我们只管货运，不管客运。”又找到客运部门，回答是：“我们只管机动车，不管人力车。”因为管理部门相互推诿，或者干脆不管，这个区的三轮车客运一直恢复不起来。
没有主管“归口”，意味着没有被纳入供应计划，导致个体户的货源、原辅材料缺乏保障。有些已经领到执照的个体户，修鞋的买不到钉子、皮子；修理黑白铁的买不到铁板、焊锡；修自行车的买不到零配件。美术馆附近有个修自行车的个体户，拿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的介绍信到商业批发部门，想买点螺丝、车条。批发部门的人说：“我们只收支票，不收现金，回本区解决去。”他到区修理公司材料经理部，经理部的人说：“想买材料？车摊让不让你摆，还是个问题呢！”（1980年8月30日，《北京日报》1版《关于适当发展个体户的几个问题》）
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83年6月，北京个体工商户达一万九千五百多家。到了1984年12月，这一数字激增到四万九千多家，相当于1978年的一百七十多倍。
私营经济开始跟其他经济成分平起平坐。本报刊文《要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提出“真正承认个体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一样，具有合法地位。在原材料供应上，在进货渠道上，在税收政策上，均应一碗水端平。对守法的个体经营者，无论在入党、入团、升学及各项政治生活中（如评劳动模范，选人民代表……），应当同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职工一样，不能有亲有疏，厚此薄彼。”（1984年11月12日，《北京日报》3版）
不是“管死”而要“管好”
转眼到了1980年代末，北京先后出现硕士个体户、博士个体户，以及一批自砸“铁饭碗”出来创业的机关干部，“下海”一度成了“敢闯敢干”的代名词。
1987年，京城饭馆跃升到7000多家，其中个体饭馆6000多家，昔日“看客吃饭”的情形变成了“拉客就餐”，走在街头，耳畔时常听闻大声招呼“热包子，热面条！”“吃饭这边走，这里快餐，开票就吃！”（1987年9月16日，《北京日报》1版《六千个体饭馆长短录》）
个体户多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其中纳税跑冒滴漏“打埋伏”，经营缺斤短两、以次充好，以及带来的市容、交通、治安问题也日益严重。打击偷税漏税、重罚坑蒙拐骗、整饬脏兮兮乱乎乎——“管”，成为政府的迫切任务。
“管”，不是“管死”，而要“管好”。1987年，毗邻外交公寓，东一堆儿、西一摊儿卖了两年新潮服装的秀水市场被国家有关部门要求拆除。是一拆了事还是优化环境？市区领导选择了后者。很快，在一众个体商户集资支持下，露天曝地的服装摊变成了一百三十二间封闭式商亭。门面有了，货色招人，秀水东街一天到晚热闹异常，“OK”声不绝于耳。（1988年10月3日，《北京日报》2版《使馆区里的“OK街”》）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被明确写进宪法。有了定心丸，一大批不满足于小打小闹的个体户开始鱼跃龙门式的蜕变。此时，正操持“张记电器加工铺”的张大中马上在西单百花市场开了一家10平方米的电器商店，从事音响类产品的生产销售。这一年，北京的个体户已接近10万家，包括张大中的电器商店、王文京的“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在内的8家私营企业破壳而出。尽管此时一些人仍把私营企业视为另类，但其生长环境比早期个体户要宽松得多。
随着时间推移，非公经济从小门小脸走向壮大蓬勃，从敲打缝补到进军多种产业、行业甚至高科技领域。1998年，北京141名个体户和36名私人企业家被评为“光彩之星”。1999年5月，北京个体户达24.5万家，私营企业逾7.1万家。2001年，北京非公经济从业人员首次突破50%，成为就业主渠道。
本版文字：简汐 历史资料：北京日报图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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