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生于1611年，原名仙侣，字笠鸿，号笠翁。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药商家庭，自幼与市民阶层密切接触，对他的生活态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渔早年有入仕之心，曾参加过几次乡试，均告落第。明末战乱频繁，李渔之父病故，家道日趋衰落，李渔遂以卖文为生。清军入关后，李渔曾在山中避居，直到顺治八年（1651年）移居杭州与当时的名流都有密切的交往。
因为其文畅行，名声日壮，李渔又自组戏班演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渔带着戏班走遍九州演出，饱览风光，兼赚资财颇丰。康熙元年（1662年），他移居南京（时称金陵），置别业，以“芥子纳须弥”之义取名为“芥子园”，后设立书铺。《芥子园画传》便是在此刊行的，施惠后世画坛近400年。
晚年，李渔举家迁回杭州，有载“买山而隐”，但经济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不时向友人求助，最终在穷困中死去。李渔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闲情偶寄》。李渔自己对这部作品也十分满意，曾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独《闲情偶寄》一书，其新人耳目，较他刻尤甚。”
在《闲情偶寄》中，李渔撰写了《词曲》、《演习》、《饮馔》等八部。《饮馔》部中，李渔提出经过加工的肉不如生肉，生肉又不如蔬菜的观点，认为蔬菜最接近于天地自然及其本来形态。又说上古之人都是穿草衣、以木为食的。所以《饮馔》部先写蔬菜再写肉食，既推崇俭朴，也是为了反复古风。为了体现这种观点，李渔还举了“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例子，认为食肉之人之所以不能远谋，全赖肉中油脂填塞了心窍，没了“心眼”自然也就没了谋划。也许是觉得说服力不够，李渔又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自然界中，百兽吃草木便狡黠多智，而虎吃人，没有人便食百兽，是彻头彻尾的食肉动物，便是百兽之中最蠢笨的了。
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之下，李渔总结了蔬菜的几大优点，清、白、芳馥、松脆。素食之中，他最看重的素食是笋，李渔认为笋之所以能比肉食美味，在于其“鲜”，山林中的笋也因其更近自然而优于城市中的笋。在众多烹饪笋的方法中他化繁为简地记载：“素宜白水，荤用肥猪。”不论是白水煮完稍加酱油，还是用肥猪肉烹调，使其甘味入笋，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笋之鲜美。笋的鲜美并不仅体现在吃，还体现在辅助烹饪。李渔说，凡是好厨子，都会把焯笋的汤留着，做什
么菜都兑进去一点。食客都能吃出食物的鲜美，但发现不了鲜从何处而来。在李渔心中，笋当真是第一好的食物，不但味道可口，还“益人”，称得上食中上品。
除了笋，李渔最推崇的是“蕈”（蘑菇）。李渔认为蘑菇是山川草木之气凝结而成的“无根无蒂”之物。吃蘑菇就仿佛吸入了山川草木之气。所谓的蘑菇有毒，是因有毒的蛇虫在地上爬行，污染了土壤，从而污染了蘑菇——这些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揣测。李渔认为蘑菇这种植物虽然清香有限，但是“汁之鲜味无穷”。最佳的食用方法是配合少许荤食。与蘑菇相对应的是水中生的“莼”，二者都是“清虚妙物”。李渔曾经以蘑菇、莼菜、蟹黄、鱼肋做羹，起名为“四美羹”，食客们吃了以后都感叹道：“从今往后，再没有什么吃的值得下筷子了！”
众所周知，葱、蒜、韭菜三种食物气味比较重，但仍有很多人爱吃。李渔对葱、蒜、韭菜的态度也有分别：永远不会吃蒜；葱可以用来炒菜调味，但是不会入口；韭菜则是只吃刚长出的嫩芽。
李渔似乎对气味重的事物都有些“戒备”：他认为将生萝卜切丝、拌上醋是辅粥佳品，但因为吃了会打嗝，让别人对自己生厌，所以不准备再吃。但是加工做熟的萝卜则没有这种“臭气”——李渔觉得这就像识人：有的人初见的时候看似小人，但是熟识后却发现对方是君子。
《闲情偶寄》中经常出现这种精妙的比喻，例如《汤》这样阐述饭与汤羹之间的关系：“饭犹舟也，羹犹水也；舟之在滩，非水不下，与饭之在喉，非汤不下，其势一也。”比喻之外，李渔还通过对于饮食的态度透露出了很多观念：羊肉“初食不饱，食后渐觉其饱”，所以吃羊肉“当留腹中余地，以俟其长”——李渔对饮食其实是有节制的。
李渔自创了一套辨别席间客人饮酒与否的方法，记载于《饮馔》部最后：因为“果者酒之仇，茶者酒之敌”，所以嗜酒之人必定不爱饮茶、吃水果。但凡有未一起饮过酒、不知其酒量深浅的客人入席，先给客人吃果饼、甜品试探。如果他拿起来就吃，并且越吃越高兴，便可断定此人是“茗客”；如果客人出于礼貌取而不食，或吃了几块就出现倦怠的神情，那么他必是“巨量之客，以酒为生者也”。李渔评价自己的这套方法“百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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