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强年画
武强，作为冀中平原上的一个千年古县，顾名思义应当是“武艺高强”之意。没错，武强确实“武强”，冀中地区的梅花拳，即发源于此。其实，与武艺高强相比，更让武强人自豪的是它的“文强”。这个至今不过22万人口的平原小县，历史上不仅出过许多文化圣贤，以书香文华之地而出名，而且武强年画更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而扬名海内外。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历代沿袭崇文重教的传统，使武强文脉源远流长，文武兼备。
武强年画博物馆
一
武强能够哺育出灿烂的历史文化，应该和当地人历代重视教育、倡导读书密切相关，这为它奠定了文武兼备的基础。
隋朝有个被称为“天下第一县令”的人，姓刘名旷。开皇初年，他单骑赴任平乡县令，“在职七年，风教大洽”。狱中没有囚犯，百姓不再诉讼，牢房里长了草，县府大堂门可罗雀，后他改任临颖县令。
《隋书·循吏传》说他“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隋文帝得知他的事迹后，十分感慨：“若不殊奖，何以为劝。”不重用这样的人，拿什么给天下的官员做榜样。马上破格提拔刘旷为莒州刺史。可惜，《隋书》说刘旷“不知何许人也”，一千多年来常常有人因为不知刘旷故里而遗憾。庆幸的是2014年武强县出土了一方汉白玉的墓志，铭石上清晰地刻着：“大隋，故莒州刺史，刘君墓志铭：君，讳旷，字宽亮，信都武强人也。”人们终于知道了一代名吏乡关何处。就是这个武强人刘旷一生为官，从不置业，全部家当只有一担书。与侯方域、魏禧并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的汪琬赞叹，刘旷“升堂视事，退堂观书”，武强人读书的风气跃然纸上。
武强人不仅擅长读书，而且爱藏书。《隋书·刘焯传》记载：“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与炫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遂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焯与炫，即是隋代并称“二刘”的刘焯与刘炫。来武强刘智海家读书之前，二刘已遍访名师，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他们还是为刘智海家所藏的典籍震撼并吸引，一口气在此研读十年，双双成为一代儒学大家。隋代即有这样藏书丰富并向社会开放的藏书世家，武强的文化渊源可见一斑。
斗转星移，1200多年之后，京南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依旧在武强，他的主人便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贺涛。贺涛出生于武强北代村，仅清朝北代村贺家就出了5名进士、11名举人。贺涛和弟弟贺沅更是同榜进士。贺家代代读书，又代代藏书，到贺涛这一代，已藏书7万余卷。光绪初年得到宋本《诗人玉屑》及一批明刻精椠，建起藏书楼“寿真堂”，贺涛“藏书之名甲于畿南”。他利用丰富的藏书检校古籍，著书立说，讲学授课，主讲信都书院达八年之久。光绪三十年（1904年）保定莲池书院改为文学馆，受直隶总督袁世凯之聘，贺涛又担任馆长三年，后因眼疾辞职，一生教书育人，乐此不疲。贺涛藏书和刘智海藏书有没有什么联系，无从考证，但他们同在武强，其中似乎有一种精神在延续。
元朝历史上总共只有16名汉族状元，武强人牛继志即是其中之一。牛继志考中状元之后，被封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元朝灭亡，他回到家乡潜心读书，终老武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武强县重修庙学时，牛继志为之撰写的《武强重修庙学记》保存了下来，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位状元的思想和文采：“予以忧辞不得，以荒菲辞又不得，因有所感而为之。言曰：古之兴教化而宾从者，学校是也。学校者，彝伦所赖以序，风俗所赖以美，人心所赖以正，邪说所赖以熄，……以兴学立教为重，所谓弥患于无形，销乱于未盟，化呻吟之苦而为绘诵之声，较之摧强敌，破坚阵，执俘斩馘以自售于首功之赏者，其贤不肖何如也。”且不说文辞优美，对于教育的功能强调到如此程度，实不多见。武强能够哺育出灿烂的历史文化，应该和当地人历代重视教育、倡导读书密切相关，这为它奠定了文武兼备的基础。
河北武强出土的刘旷墓志
二
武强年画为何会受到如此喜爱？这得益于它鲜明的民族和民间特色。冯骥才先生为它题词：“应说年画百家好，自是武强天下雄。”
久负盛名的武强木版年画，是武强地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十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之一，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国家邮政局发行武强年画特种邮票四枚，使武强年画成为国家名片。
“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这种扛大刀的门神，就是武强年画中的“戳刀门神”。过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隆重热烈而又充满期盼。诞生于农耕社会的武强木版年画，就是过年时农民不可或缺的文化消费。据《深州风土记》记载：“武强地瘠人贫，物力稍绌，民往往画古今人物，刻版集印五色纸，入市鬻售，悦妇孺。其事至鄙浅，然颇行远……”印制木版年画虽然是一件“鄙浅”的事，但受到男女老幼的欢迎，并远销他乡。这是因为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武强年画不只是接地气的问题，更是像谷子高粱一样，本身就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让农民亲近到没有距离。进入腊月之后的集市上，一张张色彩绚丽的年画，伴随着卖画小贩的唱卖声：“色又鲜，纸又白，年画打从武强来。门神灶王样样有，屋里墙上搭戏台。”寓意连年有余的《莲花鲤鱼》，寓意富贵平安的《牡丹花瓶》，护佑子孙康宁的《张仙射狗》，昭示家庭和睦的《和合二仙》……农民们在精心挑选之后，终于买上中意的年画回家过年了。那些粉连纸上的武强年画虽然价格低廉，却给老百姓的节日增添了不可替代的喜庆和光彩。
武强年画起源于何时？有两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元代。武强年画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盘古至今历代帝王图》，图中最后一位皇帝是元太祖铁木真，由此推断它的祖版应该绘制于元代初年。一说起源于明代，是明初山西移民来的年画艺人和武强本地艺人相互交流，使武强年画走向繁荣。不论武强年画起源于何时，有两点毋庸置疑：一是明朝武强木版年画已成为当地一个兴旺发达的文化产业；二是清朝武强木版年画已进入鼎盛时期。到清末民初，全县60多个村庄设有年画作坊，县城内有字号可查的画店140多家。此外，在全国各地还有180多处印刷点和批发店铺，武强年画行销大半个中国，每年印画数量达到一亿对开印张。
武强年画为何会受到如此喜爱？这得益于它鲜明的民族和民间特色。冯骥才先生为它题词：“应说年画百家好，自是武强天下雄。”
武强年画大红大绿，色彩鲜艳，非常富有喜庆气氛，符合农民的审美观念和节日需求。因为是木版套色水印，一般有三到七种颜色。一代又一代的年画艺人在制作年画的实践中反复摸索，总结出了“红挨黄，必定阳”“红挨绿，一台戏”“红挨紫，丑个死”“要鲜明，黄兼红”等着色诀窍，使武强年画色彩浓郁，给人强烈的视觉享受。
武强年画题材广泛，神码、戏出、年俗、农事、人物、动物、山水、花卉、娱乐百戏、历史典故，覆盖了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多数具有故事内容。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宝莲灯》，舞台上演出的《白蛇传》《回荆州》，评书艺人讲述的《杨家将》《岳飞传》，甚至《老鼠娶亲》《蛤蟆嫁女》等，都被刻成一幅幅充满浓厚生活情趣的年画。图书中有连环画，武强年画也有连续式的画片。比如从《桃园结义》到《华容道》八幅画组成的《三国演义》，从《草桥结拜》到《化蝶》六幅画组成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甚至把长达100回的《西游记》故事，在一张大纸上分为若干幅连续的画面表现出来，看了一幅画犹如看了连台本戏，趣味盎然。农闲时节，一家老小坐在炕头上，年画中的故事便成了永远话题。漫画家方成在参观武强年画博物馆之后为它题词“民间美术敦煌”。
抗日战争时期武强年画的教化和宣传功能被发挥到极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和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以及北京天津的进步画家江丰、古元、彦涵、王朝闻、罗工柳、阎素、吴劳等奔赴革命老区武强，与当地的年画艺人一起，形成了新木刻与民间传统艺术相结合，在文化战线作战的一支劲旅。抗战胜利后，这一活动更加活跃，其中郝云甫的《逼上梁山》、古元的《夫妻识字》等新年画，群众反响热烈。1947年在晋察冀边区文艺座谈会上，周扬说：“去冬美术工作者与武强民间画业合作，创作了11种年画，销售近40万份，这可以说是美术运动史上的创举。”
三
可以和木版年画相媲美的是武强的石刻艺术。石刻本来只是一种手艺，可是，当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艺术结合起来，就成为一种文化。武强石刻就是武强传统文化中的又一道彩虹。
年画和石刻的制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艺，在武强却同出一源，木版年画起源于石刻。美术史论家薄松年先生把东汉时期的画像石《虎》和清代武强年画《神虎镇宅》，北魏宁懋石室的石刻武士和清代武强年画《钟馗》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的传承脉络。而石刻在武强也确实比年画要早得多，地方史志记载北魏时期武强就有了石刻艺人。武强石刻艺术和木版年画另一个相同之处，是它们的兴盛都得益于山西移民的到来，这种文化上的交汇和融合，使武强石刻艺术在明朝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并在清中期进入鼎盛。那时几乎村村有石刻艺人，还有一批石刻专业村。到上世纪50年代前后北京的“石头铺”有100多家，大多为武强人所开。
武强石刻艺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造就了许多优秀的石刻艺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身怀绝技。五里屯村一位李姓艺人，专门雕刻石狮，他雕的狮子既雄伟又俊美，特别是狮子的两只眼睛能够传神。每天都有石刻艺人前来观摩，对着李师傅雕的狮子一瞅就是半天，细品其中的功力。只可惜历史上的工匠艺人大多数没有留下名字。但是，他们创造的石刻精品，遍布武强全县，跨越多个朝代。诸如林东村的北魏石佛像、街关关帝庙的石牌坊、北代村的明朝石塔等。其中北辛庄村弥陀院的释迦牟尼佛坐像高两米，重三吨多，为罕见的墨玉材质，造型精美，工艺精湛。据庙碑记载佛像造于唐贞观十一年（637年）春，历经1300多个春秋，依旧栩栩如生。
武强石刻艺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北京城的许多名胜古迹更是留存了他们的佳作。颐和园、天坛、北海，一些王公大臣、达官显贵的住宅、园林，都有他们付出的智慧和手艺。当然，他们最引以为豪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参与修建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武强有80多位石刻艺人参加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程建设。当时担任施工组长的武强人辛庆甫始终记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几个大字是他和马玉考放的线，由他和赵风州、刘振来雕刻出来的。武强石刻艺人把纪念碑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上，也把武强石刻文化的精神铭刻进历史。
四
这种传统文化和西洋音乐的交流融合，奏出了武强今天的交响乐章，描绘出武强文化的绚丽多姿。
如果文脉是一条根，只要有肥沃的土壤并及时浇灌，就会不断开出新的花朵。第一次听说武强生产西洋乐器的人们，往往半信半疑。其实，武强不仅能够生产西洋乐器，而且能够生产从小号到钢琴等几乎所有高质量的西洋乐器。
上世纪80年代，两个武强人走到一起，一个叫周国芳，一个叫陈学孔。周国芳会管理乡镇企业，陈学孔会制造乐器配件，他们要生产西洋乐器。想法是美好的，可是单凭管理乡镇企业的经验和加工几个乐器配件的技能，把几十个乃至上百个配件组装成萨克斯、单簧管等精美而且符合国际标准的西洋乐器谈何容易。于是他们高薪聘请人才，带头钻研技术，潜心研究市场。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不仅造出了西洋乐器，而且越做越好。1994年，美国经销乐器的锦泰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慕名而来，要求他们按照公司提出的严格标准做出样品，如果合格马上订货。结果产品的质量和报价都让美国公司喜出望外，当场签订了购买400支单簧管的合同，武强西洋乐器开始走向世界。这家美国公司在经销武强乐器过程中，发现这些乐器格外受欢迎，主动提出不再单纯做销售，愿意注资乐器厂，合资生产。武强最早生产西洋乐器的厂家，后来正式起名叫河北金音乐器集团有限公司。
武强人追随着金音乐器的脚步不断迈进，到今天全县西洋乐器生产企业已超过50个，产品行销世界80多个国家。由于武强乐器在世界乐器行业越来越举足轻重，世界最大的乐器经销企业之一德国盖瓦、世界顶级钢琴生产企业德国隆尼施等纷纷落户武强。在武强乐器走向世界的同时，世界乐器制造厂商也在走进武强。
乐器是演奏音乐的工具。如果只是造出了乐器，还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文化产业，武强人当然不会就此止步。他们与中国音协管乐学会、中央音乐学院等合作，建设了全国第一家音乐教育服务联盟示范基地，重点建设了乐器展示中心、音乐培训中心等功能展厅。建成运营后，每年吸引几十万游客到武强体验和接受音乐培训和熏陶。他们以乐器产业为依托，创办了璐德国际艺术学校，开展了乐器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他们建起了军歌博物馆，馆内有顶级的演播厅、音乐厅，有高标准的录音棚，有中小学生高科技乐器体验馆等设施，填补了我国没有体验式音乐博物馆的空白。他们已连续举办了四届中国吉他文化节，并与北大青鸟音乐集团合作，成功引进肖邦钢琴大赛系列活动和全国大学生乡村音乐节。他们采取“政府+企业”的模式，成功建起了周窝音乐小镇，名列国家公布的第一批特色小镇。今年暑假期间，很多北京市的中小学生纷纷来武强体验、学习器乐演奏，周窝音乐小镇“一床难求”。漫步在音乐小镇的街道上，绿荫掩映，一派生机。街道两侧家家锣鼓、户户弦歌，就连大爷大妈们也捧着铮亮的萨克斯在吹奏动听的乐曲，一时间仿佛置身国外。但那古老的民居，特别是那一扇扇大门上古朴的武强木版年画提醒人们：这里是中国，是千年古县武强的神奇土地。
这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在武强时时会激荡冲撞着你。恰恰就是这种古老和现代的相互辉映，这种传统文化和西洋音乐的交流融合，奏出了武强今天的交响乐章，描绘出武强文化的绚丽多姿。（江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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