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惠敏先生是一位热爱生活又充满爱心的人。他时常讲：“留住记忆就留住了乡愁”、“历史既是秦皇汉武的历史，也是百姓草民的历史”。由于热爱，他倾力打造了这样一家留住记忆、留住乡愁的博物馆；由于热爱，他必将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和理解。我平时不会表扬人，但总被他的善举所感动，作为一名天津文史工作的“老兵”，我愿意支持和帮助小齐，一起为津沽文化做出贡献。
——高伟
《重修天津府志》卷24载：“咸丰十年（1861年），盐政裁缺，新设三口通商大臣，仍以为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津被迫开埠，涉外事务陡增，“巡盐御史”显然不能胜任此职。故清政府裁撤“巡盐御史”一职，设“三口通商大臣”管理涉外政商事务，此处官署又改为“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三口指天津、牛庄、登州）。清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天津教案”事件，一部分对教会持抵制态度的的天津百姓，因“慈善堂”收养的孤儿大批死亡的缘故，误信传言，以为教会收养孤儿是为了“剜眼挖心”用来制药，便聚众闯入慈善堂，杀死修女，放火焚烧了慈善堂和“望海楼”教堂。此事震惊国内外，有关各国纷纷向中国提出抗议。清政府大为恼怒，将责任推到专涉外事的大臣身上，三口通商大臣随之被裁撤，所有的洋务、通商、海防等事务，都交由直隶总督代为兼理，于是，这座“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又被改为“直隶总督行署”。
（清末被遗弃的盐院公署遗址）
为什么叫行署而不称督府呢，因为当时的直隶总督府设在保定府，只有在通航季节暂到天津署理事务，冬季海河封河停航后仍回保定总督府，天津的衙门只是行馆，故称“直隶总督行署”。后来，院门口摆渡改为浮桥，俗称“院桥”。每逢漕船船队到津的季节，浮桥开闭，人船争渡的矛盾十分突出，清末到李鸿章入驻“行署”后，经常过浮桥进城议事深感不便，尤其是丰水季节，拥挤造成百姓溺毙之事时有发生，为此，李鸿章请外国公司于1882年在“院桥”东侧设计制造了一座钢结构大桥，因不能开启影响漕船行驶，遭到运司等衙门及船户的极力反对，只好作罢迁移到子牙河上。1888年又在原地建了一座推拉式开启的钢结构大桥，因附近有一座金华园茶楼，此桥被称为金华桥。这座桥是天津第一座可开启的钢结构大桥，为天津架设开启式钢桥起了示范作用，因而被载入中国桥梁史册。
（建于清光绪十四年的推拉式金华桥，旗杆处为直隶总督行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天津发生“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城，成立一个临时管理政府“都统衙门”，其办公地点也选择在这座衙门。
【联军的都统衙门】
第二年的冬天，不慎失火，大火烧了一天，大小烧了一百多间房屋，虽然联军组织力量进行修缮，但已残破不堪。光绪二十八年（1902），袁世凯接过天津的管理权，随即把直隶总督府安在了北运河边的原“淮军海防公所”，此地被空置继续维修。袁世凯的警察总局成立后，占用了金汤桥西头的原海关道衙门地址盖警察总局大楼，百姓俗称“大局子”。把海关道衙门临时搬进了原直隶总督行署办公。因这座衙门体量太大，空置房间仍很多，不久，又把“顺直水利委员会”等机构搬到院里办公，从此，这座昔日辉煌的衙门开启了“大杂院”模式。
【正在拆墙改门的盐院（直隶行署）东围墙】
1921年10月“天津证券花纱粮食皮毛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俗称天津交易所在大胡同成立。由北洋政府农商部批准立案，利用大胡同南头海关道公署院内内凉亭作为交易大厅。把围墙打开，在金华桥头另开一门。理事长由曹锟弟曹钧担任，总资本二百五十万元，在天津上海两地募集。结果一年不到，1922年5月即宣告停业，把股东们的投资席卷一空。天津交易所轰轰烈烈开业，悄无声息倒闭，不到八个月，创造了虎头蛇尾的新纪录，成为天津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大胡同南口的第一证劵交易所】
1918年，海河进行第五次“裁弯取直”工程，原“盐院公署”门前的南运河成为废河而填埋，原先在北城根及崔家麦场玩鸟的人都到这块空地来玩，很快集中了一批卖鸽子、鸟食、修鸟笼等花鸟虫鱼的摊贩来此做生意。1922年以后，江苏督军李纯买下了旧河道及原盐院公署等处的土地，修建街道和住宅出租。南运河道填埋后，盖起了“商务印书馆大楼”，盐院公署门前的沿河马路改为“影院街”，盐院公署的辕门和二道院建起了河北电影院和聚英戏院，北边的院子面积较大，则盖起了一片住宅出租，起名“钧和里”“钧和北里”和“钧和南里”。至此，这座传奇的衙门才真正“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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