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芦盐区芦台场话旧（二）

1965年春天，天津市委宣传部为配合在全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求市属重点剧团创作“揭资戏”。此后不久，先是京剧团编演了《三条石》，作家袁静写出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剧本《白菊花》。没有下达具体写作任务的专业作者，也要安棑到工厂、企业深入生活，积累资本家发家史素材，参与撰写厂史、村史。当年，我被分配到汉沽盐场，两个月期间，一面和盐工一起劳动，一面参加各种座谈会，搜集场史资料。日前，得知《今晚报》组织“长芦盐业与天津”征文，我找出46年前在汉沽盐场深入生活时的笔记，挑选部分内容写成小文应征。这些内容，有的是摘自当时保存在盐场的历史文献，有的是记录老盐工的口述，也有我眼见耳闻的实况，稍加整理，提供给有关研究者参考。

（二）

长芦盐区芦台场，早期生产海盐采取灶煮的方式，投资经营者称作灶户。明朝中叶，海盐生产有了滩晒技术，多数灶户改煮为晒。晒盐需在海滩上建盐池，投资经营盐滩的主家称为滩灶户，也称滩主。改煮为晒先要购买滩地，投资较多，一些无力承担的灶户，依然沿袭灶煮。随着盐业的发展，一些滩主不断在海边开辟盐滩，兼并小的灶户。至清光绪年，长芦盐区芦台场新增滩地达31顷又84亩，盐滩188付。

灶户、滩主雇用民工在海边挖掘土沟，修建自高而低的盐池（一般为九层），待潮水流进沟里，再用柳条兜将海水灌入最高一层的池子里，任海水自高而低逐池流动、蒸发，最后结晶成盐。后来又有了风车扬水，减轻了盐工的部分劳动。尽管生产方式有所改进，但仍过于简陋，盐产量提高缓慢。

长芦盐区芦台场的滩主、灶户成分复杂，有凭经济实力购买滩地、雇工制盐的滩主、灶户，从小规模生产逐渐发展成为大滩灶户；有靠封建势力维护，强占农田兴修盐滩、雇工制盐的滩主、灶户；也有的小灶户，原本是自食其力的农民，东拼西凑攒钱买一付滩，与亲友合伙煮盐，自家劳动力尽都参加晒盐。盐滩上的绝大数盐工，则是滩主、灶户以极其微薄的工资从山东盐山、河北黄骅和三河县雇用的农民。也有少量当地人，但干的活儿是筑坨或装卸，较之晒盐工人的收入略多一些。每年完活后，滩主、灶户主动找到盐工的家乡开展“冬赈”，名为赈济，其实就是采用提前预付部分定金的方式，与工人签定次年劳动合同。

长芦盐务稽核分所成立文件

生产食盐的场地称作滩地，滩地非常分散，滩与滩相隔数华里，一线工人3至12名不等，其中一名抱锨的（相当于技术组长），一名看风车的，其余为季节工。旧时，长芦盐区芦台场只在3月到7月晒盐（秋天晒盐是解放后才有的，集中在9、10两个月）。把海水变成食盐，要经过储水、蒸发、调节、结晶等多个步骤。先是修滩，包括泡池子、抹池子、轧碡，平整沟濠池埝。然后开始赶滷，春晒是从春节刚过开始灌池，海水蒸发后池里结了晶，还要经常给盐池换滷，以便盐茬不断加厚。最后是扒盐、吊盐（把结晶池里的盐运出来）、撩码、苫坨。这一系列工序，哪道劳动强度都很大，干起来非常累人。盐工不光生产环境恶劣，付出的劳动强度大，而且生活单调乏味，除了一起干活儿的工友，有时几个月见不到一个人影。嘉靖年间做过长芦都转运使的郭五常，目睹盐民惨痛生活，曾写过长诗《悯盐丁》：“煮盐苦，煮盐苦，频海风霾弗作雨，赤卤茫茫草尽枯，灶底无柴空积卤。借贷无从生计疏，十家村落逃亡五……儿女呜咽夜不炊，翁妪憔悴衣褴褛。”汉沽盐场工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忆苦时所说，盐工的实际生活比这凄惨得多。

以取之不尽的海水为原料的制盐工业，成本投入有限，产值回报极高。投资生产海盐的滩主、灶户们肥得流油当在情理之中。而历代封建王朝直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凡和盐业沾上点边儿的当权者，尽都巧立名目，从盐业大捞油水，远比盐商更贪婪。1926年奉军入关，军阀李景林以“恤商加价”的名义，从天津盐商手里敲榨走80万元“报效金”，一半留作军费，一半由相关的人私吞。至于直接掌握生产和营销实权的各级盐官，无不富得流油，；经营食盐的“专商”、“租商”、“包商”；开辟盐滩的滩主、涉足盐业的灶户乃至包工头，也都是财源滚滚。自明代开始，一亩园主人、水西庄主人、周学熙、王益孙、张伯驹、王君直等花钱如流水般的天津极富家族，大都是靠着盐业发的家。

贪官污吏对盐业巧取豪夺，不法地痞流氓成群结伙抢劫成品盐，严重损害了滩灶户和盐商的利益。长芦盐区的灶户、滩主和盐商遂采取联合行动，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在天津组建“盐巡营”，是为长芦盐区首支盐警队伍，总部设在长芦盐区存放盐坨的附近，久而久之，盐坨变成天津民众所称呼的地名，即如今河北区的盐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长芦盐区又相继成立“灶盐公所”、“ 滩业公会”。此外，在直隶、河南两省芦盐销售区，另设“长芦直豫两岸缉私总局”，负责稽查官盐走私贩运。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长芦直豫两岸缉私总局”改编为“长芦缉私营”，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 “长芦缉私营” 改为“缉私大队”。1930年宋子文为扩充个人实力，将缉私兵改编为正规军，名称“税警大队”。 1933年，汉沽、塘沽、邓沽、新河的灶户、滩主，联合成立“四沽公所”。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长芦盐区的 “盐警大队” 有七支。无论盐警队伍的名称如何更改，名义上为保护滩灶户和盐商的利益，而其实质全都借机捞油水。他们不但放私护运，从中谋利，而且大小头目尽都参与贩卖私盐。

启用“财政部长芦盐务管理局”关防的文件

贪官污吏对盐业巧取豪夺，加重了滩灶户和盐商的支出。滩灶户和盐商采取提高盐价的联合行动，弥补各环节的经济损失。以 1931年为例，每包盐出场价1元4角，正税12元，附加税1元2角，产销捐6元，军本捐4元，河工捐6元，多方盘剥，层层加价，直销时巳涨到每包30元2角1分。经济损失又都转嫁给消黄者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