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国寺“三绝”远近闻名，众多文人墨客驻足于此

报国寺，始建于辽代，起初规模很小，明代扩建后规模宏大。因寺内有过金代的两株形似龙状的奇松，为此也曾被称作双松寺。后院的毗卢阁内曾供奉着一尊镇寺之宝，名为窑变观音。前有双松，后有毗卢阁，再加上窑变观音，报国寺的“三绝”远近闻名，并形成报国寺特殊的文化格局，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驻足于此。

龟趺石碑有记载

报国寺名称的由来，是从元代开始的。忽必烈统一中原后，依照旧寺的规格建了新寺，为彰显功勋，称其为报国寺。至明代初期，寺庙逐渐颓落。明成化二年（1466年），明宪宗遵母后之命于报国寺原基址上敕建新庙。据《北京文史资料精选·宣武卷》载：“现在庙内尚有成化二年碑。从碑文来看，寺院的兴建，是明宪宗为其母祝禧而建。有碑文：‘今即宣武门外撤旧建佛寺而新之。发内库之金以市材鸠工；不数月而告成焉……乃原圣母之志，名曰大慈仁寺，广渡僧众，俾居其中，祝禧迎贶……’这仅仅是建寺的表面理由，而其真正的建寺原因，是为周太后的弟弟吉祥而建。”寺庙建成后，孝肃周太后的弟弟周吉祥在此出家,明宪宗就把这位舅舅任命为方丈。

明代扩建后的新寺改名为慈仁寺，寺庙规模宏大，后院建有毗卢阁，可登临远眺，“望卢沟桥行骑，历历可数”，京师之景尽收眼底。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京师大地震，慈仁寺建筑大部分坍塌。乾隆十九年（1754年）得以重修，改名大报国慈仁寺，俗称报国寺。

走进山门，第一进院大殿面阔五间，院中东西两侧各有龟趺石碑一通。东边是明成化年间的“御制大慈仁寺碑”，记载了明代在报国寺旧址修建慈仁寺的经过。西边是清乾隆年间的“御制重修报国寺诗碑”，诗曰：“彰义门旁寺，开堂久自元。增修传胜国，祝嘏为慈尊……幢石难寻址，虬松尚护门。毗卢佛见阁，祗树不妨园。顶礼观音在，传闻窑变原……”由此可见，重修时毗卢阁已倾，窑变观音等文物均存在。

清康熙年间，朝廷开科延揽人才。随之京师南城会馆云集，文人商贾荟萃。此时的报国寺曾为京城最大的庙市和花市，寺内景观精致典雅，引得文人雅士流连忘返。北京百科全书《宣武卷》载：“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为庙会期。”庙会时，商贩在这里摆上摊位，出售图书、文物、古玩等。

清朝之时，草桥一带盛产花卉，因报国寺离草桥不算太远，故报国寺庙会也有花市，花农们常常挑着担子来做生意。寺内的僧人也学成栽培牡丹的技巧，于是便兴起“到报国寺赏花”的风尚。清代慕昌溎在《报国寺看花》中曰：“逍遥古寺中，斜日上林顶。禅院静无声，微风弄花影。雨过野禽寂，一树碧桃冷。徘徊幽径侧，爱此芳春景。碧草满山亭，钟歇日正永。客去晚风凉，松上鹤初醒。”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在寺内设坛。清廷和“八国联军”一起围剿义和团时，报国寺被德军的炮火炸毁，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曾经修复。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报国寺设立军需库。1945年日寇投降后，报国寺作为国民党政府河北田赋粮食管理处所属粮库之用。

新中国成立后，报国寺划归粮食部和商业部使用，之后也曾归属粮食部管理。1969年，北京金属熔炼厂在报国寺内建厂，寺内庙宇等建筑一度成为该厂的生产车间、仓库等。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报国寺交付给商业部、中国商报社和中国商业出版社等单位使用。后来，使用单位筹资将工厂搬出，又投资维修报国寺。修复工程从1989年秋持续到1997年，共历时八年。修复后，为保护文物和传承文化，寺庙大院辟为“报国寺文化市场”，从1997年6月起向社会开放。之后又添加了收藏内容，开办了报国寺的艺术展、收藏拍卖会和各种知识讲座。此地便形成了集市、展览场地和文物拍卖市场，常有小型拍卖会。拍卖师曾是一位从事编辑工作的书籍爱好者，被人称之“赵半尺”，意思是赞美他能在书画打开半尺后，就说出价值是多少。

文人墨客留印迹

已经消失的毗卢阁曾经是报国寺“三绝”之一。明代“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与友同登毗卢阁，有感而发，赋诗《同冯光禄登慈仁寺阁》，诗曰：“今度慈仁寺阁游，翠烟冬日抱重楼。冥冥绣栱盘空界，袅袅丹梯接帝州”。嘉靖年间“唐宋派”代表人物唐顺之进京会考取得头名，也留下一首《登毗卢阁》：“高阁迥临飞鸟上，丹梯千仞愁攀登。窗邀佛日金绳下，地逼宸居玉殿层”。

明末清初，报国寺就是京城最著名的书市，比琉璃厂书市还早。这里曾经是文人墨客的雅聚之地，清代著名文人高衍、王士祯、孔尚任等都是报国寺的常客，留下许多佳话。

清代诗人王士祯嗜好古籍，常到报国寺书摊购买古籍善本。据说许多想见他的人，每次到府上拜访，总是找不到他，反而是到报国寺能碰到他。《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王士祯的好友，他曾赋诗记录此事：“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孔尚任还特意注明：“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市购书，乃得一瞻颜色。”

寺庙的西侧有顾亭林祠。顾亭林，名炎武，江苏昆山人，因故居旁有亭林湖，人们尊称为亭林先生。他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曰：“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被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清初顺治和康熙年间，顾炎武曾多次寓居报国寺内。顾炎武去世后，友人常来报国寺祭祀。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翰林院编修何绍基、张穆等人发起，众多儒臣学士捐资，在顾炎武居住过的报国寺西小院修建了顾亭林祠。祠堂坐北朝南，内设佛堂、享堂、碑亭和游廊等，1900年庚子之变时，顾炎武祠虽与报国寺一墙之隔，但得以幸免。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祠堂由张之洞等人呼吁后重修，1921年再次重修时增建为五进院落。

大殿原称昭忠祠

报国寺的第一进殿，就是面阔五间、七檩悬山顶的昭忠祠山门。

昭忠祠是古代为纪念阵亡的将士而建的庙宇或祠堂。清初顺治时在现今的东交民巷台基厂修建有昭忠祠，是祭祀以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首的清朝开国功臣的。庚子事变时，昭忠祠被毁。庚子事变后，东交民巷沦为洋人租界，修建有各国使馆，昭忠祠不可能在原址重修。于是，张之洞建议修缮被炮火焚毁的广安门内的报国寺，并改为昭忠祠，赋予祭奠清朝忠魂、慰藉英烈之功用。

得到清廷批准后，军机大臣、太子太保鹿传霖负责督建，并于1907年动工。那时国库空虚，财力匮乏，户部拨银两万两，根本不够用。于是，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荣禄之子良揆等人募捐集资十六万两白银充为工程款，才得以完工。

第二进殿是天王殿，面阔三间，七檩悬山顶，殿前左右各有石碑一通。西侧石碑为光绪三十年十月立的御制大慈仁寺的碑记，记述重修该寺时全国各地捐资情况，碑文现清晰可见。殿的东、西两侧建有对称配殿。东侧有一株国家一级古树，枝叶茂盛，呈一巨大伞状，覆盖着东侧大部分院落。

第三进殿为大雄宝殿，一度被称作昭忠祠。殿前是宽阔的砖石月台，大殿东、西两侧建有配殿，面阔各为五间，均为悬山顶。引人驻足的是西侧的一通石碑，碑面字迹已不清晰，石碑与碑座石料有明显差异，碑额与碑身相接处也有明显的修复痕迹，也非龟趺的传统规制。

第四进殿为后殿，面阔五间，七檩悬山顶。后殿左右建有朵殿，面阔各三间，七檩硬山顶，后殿的东、西两侧建有配殿，形制与朵殿相同。现在仍用作办公区，不对外开放。

第五进殿原为毗卢阁，阁外通廊环形一周，可眺望西山远景，该阁在清代已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