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年的历史上，军歌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前赴后继、英勇顽强地战斗和生活。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均诞生了一些优秀的军旅歌曲。如今，回顾这些歌曲的创作过程，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充满激情的光辉战斗岁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布告发展成军歌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军团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是高岗，副主任郭述申，程坦任政治部的秘书长。
10月，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的老山和鄜县(今富县)的榆林桥，接连打了组建以来的两个较大的胜仗，歼灭了一部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俘虏了几千名敌军官兵，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当地老百姓热烈拥护红军，许多农民踊跃参加红军，一些俘虏也参加到红军队伍中来，一段时间内红军部队扩充很快，但部队的成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就成了军团政治部刻不容缓的任务。
恰在此时，周士第、王首道率领的中央红军先遣队也到了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带来了一份《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程坦看到布告后发现，较之红二十五军唱过的纪律歌，布告内容更加全面和完整，并且更加通俗易懂。于是，他根据布告内容，参考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时曾经传唱过的红军纪律歌，按照大别山地区以民间小调填写的《土地革命成功了》的韵律，连夜编写了通俗压韵的歌词。然后和红七十八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刘华清一起，将歌词填入这支小调中，按照部队行进的节拍，共同反复修改，反复吟唱，经过郭述申审阅后，刊登在军团政治部的《红旗报》上，当时的歌名叫《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这首歌发表后，由于内容重要，通俗易懂，曲调又是红二十五军战士们熟悉的，好学好记，并且还便于在部队行进中歌唱，因此很快在红二十五军以及红十五军团中传唱开来。不久，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先后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这首歌又迅速唱遍所有红军部队，并很快唱遍了陕甘宁边区。
1935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鄜县举行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会上红十五军团高唱《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立即引起全场注意，毛泽东、彭德怀等人都站立起来，热烈鼓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革命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和政策、纪律的要求，歌词有了相应的改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总政治部于1950年、1957年对歌词作过两次修订，曲调也略有变化。这首歌成为军营以至地方流行时间最长、流行地域最广的一首红色歌曲。
《我是一个兵》 从抗日旧歌得到灵感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这是歌曲《我是一个兵》的歌词，词作者陆原、岳仑，曲作者岳仑。这首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歌曲产生在解放战争后期。
1949年，四野四十六军南下至湖南衡山富塘镇做短暂休整时，传来新中国成立的喜讯。驻地军民一片欢腾。欢乐之余，陆原和岳仑激动地说，军中文艺工作者要为新中国谱写歌曲。部队继续南下作战，陆原被任命为师文工团的文美分队长，岳仑任音乐分队长。依据解放军从松花江打到海南岛的战斗历程，两人共同完成了一首歌《人民战斗员》。但是这首歌拿到部队试唱，战士们反响并不强烈。
到了1950年，当朝鲜战争爆发时，陆原所在的师正在开展“写自己、忆过去”的业余创作活动，快板、顺口溜等如雨后春笋。陆原从中发现一首枪杆诗:“俺是个老百姓，扔下锄头来当兵……”同时有个抗日旧歌:“老百姓，老百姓，扛起枪杆就是兵……”这两首作品的开端，给了陆原创作和命题《我是一个兵》以启示。
很快，这两者在陆原心头不断磨合，忽然冒出以下四句歌词:“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了万恶的日本鬼子，消灭了反动的蒋匪军!”
陆原笔下的兵，是来自老百姓的人民子弟兵，陆原和岳仑两人经过推敲琢磨，写出了“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两位词作者互相提示，你一句、我一句，取长补短，反复推敲。
歌曲创作出来后，第一次在一三一七师通讯连试唱，结果非常好。战士们说:“这支歌好听、好唱、好记，一会儿就会了。”也有的说:“唱这支歌嘛，真比改善生活，吃饺子还香呢。”
《我是一个兵》产生于英雄时代，它对人们的鼓舞和影响是深远的。1959年的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上，在人民大会堂由230名红军将领组成的合唱团合唱了《我是一个兵》；1964年，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闭幕式上，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三军文艺代表团齐唱《我是一个兵》。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前线将士谱曲传唱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这首在抗美援朝岁月中诞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响彻朝鲜战场和祖国大地，拨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弦，鼓舞着中华儿女同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英勇厮杀，浴血奋战。
在党中央、毛主席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后，炮兵第一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支预备炮兵部队，奉命第一批入朝参战。第26团5连召开誓师大会前的一个夜晚，指导员麻扶摇辗转反侧，浮想联翩，昔日“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画卷浮现在眼前，使他的视角落在了“中华儿女”的群体形象上。
麻扶摇想，现在集结在鸭绿江畔的志愿军将士高昂的士气和一往无前的精神，不正是中华民族长期经历内忧外患逐渐培育起来的浩然正气，在新中国人民身上的升华和历史延续吗？于是，“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的词句，便跃然纸上。
为了表现指战员把保家、卫国和保卫世界和平融为一体的博大胸怀，同时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他又写下了“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第二个句子落笔后，他便集中于对战争前途的思考。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交战，肯定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全国人民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全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最终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打败美国侵略者。于是，他写下了第三句话：“中华的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这是在号召，也是在呐喊。写完这首诗后，他收起纸笔，感到心舒气畅，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满足。
第二天，麻扶摇把这首诗作为出征誓词的导言，写在黑板上，并向全连同志作了宣讲，大家一致认为这首诗表达了全连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大会之后，团政治处编印的《群力报》和师政治部办的《骨干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首诗。当时，连队一位粗通简谱的文化教员为它谱了曲，并在全连教唱。当1950年10月23日炮一师入朝时，麻扶摇所在的连队就是唱着这首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
后来，麻扶摇惊奇地发现，一支支后续入朝的部队都唱着一首曲调乐观、雄壮而坚定有力的歌曲，歌词与他写的这首诗基本相同。麻扶摇感到万分激动，连队干部战士也都惊喜地问麻扶摇原因。由于战斗频繁，消息闭塞，麻扶摇也不知道原委。直到1953年，麻扶摇才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最后形成的来龙去脉。
原来，志愿军入朝前夕，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到炮一师进行采访时发现了这首诗。他认为这首诗主题思想明确，战斗性强，很适合当时形势的需要。于是，就把这首诗放在第一次战役之后他写的一篇战地通讯《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的开头部分，并作了个别修改，把“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中华的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增强了读音的脆度。当时陈伯坚不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只好说“这是记者在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听到的广为流传的一首诗”。
1950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篇通讯，并把这首诗排在标题下面，以突出的位置介绍给读者。这样，这首诗就从朝鲜前线传回国内。当日日夜夜注视着朝鲜战局，情系志愿军的祖国人民读到这首诗时，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著名音乐家周巍峙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首诗后，他深深地感动了，并产生了创作欲望，他仅用半小时就谱出了曲。周巍峙还接受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建议，把“抗美援朝鲜”改为“抗美援朝”，把“打败美帝野心狼”改为“打败美国野心狼!”，并以诗中最后一句“打败美国野心狼”为题，署名“志愿军战士词”、周巍峙曲，交给了《人民日报》文艺版主编袁水拍。11月30日《人民日报》和12月初《时事手册》半月刊先后发表了这首歌。歌曲发表后，周巍峙总觉得歌名不够理想。恰在这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旅大市委主办的《民主青年》杂志，以《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战歌》为题，在12月1日出版的第117期上以显著位置刊登了这首诗。周巍峙发现后很高兴，认为“战歌”一词用得好，与词的主题思想和曲的旋律都很贴切，于是就将这首歌曲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就把这首歌曲认定为自己的战歌了。它像嘹亮的进军号角，鼓舞着广大指战员奔赴朝鲜战场，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者英勇作战，对鼓舞志愿军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4月1日，《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歌名，再次向全国推荐。4月2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通知规定，以国歌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两首歌曲作为全国人民“五一”劳动节游行的基本歌曲。（叶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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