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乡唐子令来宾，喜无同年劝缴凭。罗城咫尺芳规在，清官有谱知相承。老桑怕夺柳州席，掀髯一笑岂所朋。况子活人有奇术，馀事亦并荆关称。我帆南溟上罗浮，阳朔山水到未曾。政闲试写象州山，寄将无惜墨一棱。
——《送唐融川大令宗海之任来宾》
此为唐宗海赴任广西来宾知县前，“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赠予他的一首送别诗。诗中除饱含刘光第对同乡友人的惜别之情外，还表达了对唐宗海成为一名清正廉明、爱民如子的官员的无限期许，同时盛赞唐宗海医技高超，“活人有奇术”。那么，唐宗海是谁？是何缘故让身为官员的他在医学方面也有惊人造诣，令素有“高洁独行”之称的刘光第赞叹不已？
一朝登科列二甲
唐宗海生活于清朝道光二十五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47-1897），字容川，又作蓉川，四川彭县（今四川成都）人，祖籍江西，祖上于清初入蜀。唐宗海自幼天资聪颖，初随广汉的李本生习文，后又从新都名宿王利堂习理，经史书画无一不通。16岁开始接受学堂教育，学有益进。
光绪十一年（1885），他中举于乡，其学识与人品为人所重，至此名闻三蜀，居家筑室授徒，各地前来求学者众多。光绪十五年（1889），他考中进士，名列二甲，任礼部主事。光绪二十二年（1896），唐宗海在京候补，后授广西来宾知县一职。然而，唐宗海虽步入仕途，被人广为传颂的功绩却在医学方面。
疗治血证效立现
因父亲体弱多病，唐宗海自觉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故在习举子业期间开始涉猎医学。同治十二年（1873），其父骤得吐血之证，继而转为下血，唐宗海查阅各书，施治罔效，延请名医，仍无所得。数年后其父病故，丧父之痛促使他下定决心精研岐黄之术。通过学习《内经》《难经》及《伤寒论》等经典医籍，唐宗海博采各家之长，触类旁通，终豁然心有所得，总结出一套血证疗法。光绪五年（1879），妻子冯氏亦患血疾，唐宗海亲制方剂治愈妻疾，自此声名远播。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唐宗海均一一诊治，哪怕有人半夜求诊，仍披衣辄往，未尝告倦，且不计资酬。稍有积蓄，他还周济亲族、邻里。也许正因这些经历，才让唐宗海发出“大丈夫不能立功名于天下，苟有一材一艺稍足补救于当时，而又吝不忍传陋哉”之慨叹，表达了自己将致力悬壶济世的雄心壮志。自癸酉至甲申（1873-1884）十一年间，唐宗海继续不断钻研医学知识，并有所创新发展，他结合长期临床实践，围绕血证加以详细阐述，撰成《血证论》8卷，弥补了此前血证理论和临床证治的空白。该书详列各种血证的辨证施治之法，尤其提出了“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法。在治疗思路上，他通过总结临床经验，根据各脏腑的功能特点，强调应以调气和血为主要原则。这种思路被后世医家所遵奉，并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各科。
周游各地医名显
光绪十四年（1888）起，唐宗海通过以医会友的方式，在上海、北京等地开展医事活动并游学往来。同年秋，唐宗海抵达上海，与四川夔门邓云笠及其弟邓其章交往。邓云笠称赞唐氏：“时每有疑证，问之辄应如响。凡人身脏腑经络，明若观火，且其谈三焦，更能发人所未发……章不能疗者，一经容川诊治，沉痼顿除，人俱惊为神奇。”邓其章曾遇难证一例，束手无策，延请唐宗海诊治，一经用药，沉疴顿除。此举使上海医界为之震动，邓氏更对其十分钦佩，奉之为“津梁”。光绪十六年（1890），唐宗海奉母赴京，将所著《血证论》示于众，众医者皆折服，闻名于京师。总理衙门总办陈兰秋前来求诊，其皮肤干燥粗糙似鱼鳞，小腹微痛，前阴缩小，漏尿，大便久不行，右耳硬肿如石，唐宗海诊其为肾系之证。陈兰秋一听，勃然而起，说西医断定病在腰背筋髓内，割治了三次还不能止漏，西医已无药可用，先生你是不是也没办法了？唐宗海耐心解释，西医只知病在腰，但耳为何肿，大便为何不通，他们能说出原因么？陈兰秋一想，的确如此。唐宗海于是接着说，按中医理论，肾即命门，连着三焦，三焦经络绕耳，所以耳肿，肾开窍于二阴，所以大小便都有问题。随即开了方药，陈兰秋不久便康复。
著书立说汇中西
唐宗海壮年间往复游学于各地，不仅让他医名远扬，更加速了他吸取西学知识的进程。时值西学东渐，社会各界对此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或竭力要求抵制西医，以正中医之名；或主张以西医取代中医，以顺应时代潮流。而唐宗海通过亲身实践，逐渐认识到西医先进之处。他于《伤寒论浅注补正》中写道：“复游海上，窃见中国皆今人不及古人；西洋则今人更胜古人，制造之巧，格致之精，实为中国所不及，则其医学亦当高出于中国。”他率先提出“中西汇通”一说，认为中医、西医各有所长，西医长于“形迹”，中医长于“气化”，主张“去彼之短，用彼之长，以我之长，益彼之短”，以达到“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之目标。
在汇通中西医思想的指导下，唐宗海编写了《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伤寒论浅注补正》《金匮要略浅注补正》《本草问答》四书，连同《血证论》，于1894年在上海合印成书，名曰《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该书是中医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试图汇通中西医学的早期论著。谢利恒曾评价道：“唐氏容川著中西汇通五种……不无牵强附会，然能参西而崇中，不得新而忘旧……不可谓非吾道中之先知先觉者也。”可见，尽管由于时代及科学水平所限，唐宗海的某些观点难免有失偏颇，但他敢于大胆引用西医的知识来印证、解释中医的革新精神实属可贵。
与此同时，唐宗海中西汇通的思想及著作更对中医学术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中西医汇通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张锡纯便深受唐宗海《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的影响。张锡纯曾言：“细阅一过不觉欣喜欲狂……自见此书后，觉灵明顿开，遂撰《医学衷中参西录》，自一期续至七期，莫不本斯书以推衍之。”张锡纯据此撰写出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是影响广泛的中西医汇通著作。
唐宗海早年好学聪敏，习举子业，后因父习医，他善治血证，壮年游历各地，医誉名扬；学术上有真知灼见，汇通中西。如果说丧亲之痛是唐宗海由文而医、奋发杏林的原因，那么西学渐东的独特历史时代，则是他发扬中医、立足中西医汇通的机遇。唐宗海作为中西医汇通的早期代表人物，其学术思想对新时期的中医药事业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李敏 中国中医科学院 黄英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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