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千年》一书的大部分文章，是在2021年采写完成的。这一年，适逢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100年来，举世瞩目甚至足以改写中国历史叙述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但北京考古并非主角。放眼全国，北京的考古发现与一铁锹下去就能挖出半个中华文明史的考古大省相比，的确不占优势，但曾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的王武钰说：“北京面积这么小的一块地方，考古发现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旧石器时期的王府井古人类遗迹、新石器时期的上宅遗址，到商周时期的琉璃河遗址、大葆台汉墓、老山汉墓，再到中古唐、宋、辽，乃至北京成为都城后的金、元、明、清，随着地位日趋重要，北京的考古发现成果也越来越多。
纵观历史，北京一路从诸侯国、封国、郡县、北方军事重镇，发展到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陪都、首都，乃至全国的首都。这条路径是独一无二的。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策划这组报道的初衷，便是通过采访那些亲历现场的考古工作者，挖掘深埋于地下的北京每一个时期的历史细节，揭开这座城市从边陲走向核心的发展密码。
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采访了北京考古界的许多大咖，而这些掌握历史密码的大咖，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过于低调。
田敬东、赵福生
发掘西周燕都琉璃河遗址的考古队长
北京3000年的建城史，最早可追溯到西周燕都琉璃河遗址。我们先后采访过两位琉璃河考古队队长，其中田敬东和遗址的缘分最深。从1973年开始，他就再也没撤离过琉璃河，尽管参加发掘的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一干就是27年半，直到2000年4月退休。采访田老是在除夕前两天，老爷子中风过，半身不遂，家人怕谈起此事会让他情绪激动，血压升高，一直心有疑虑。大概是田老自己愿意讲，我们才能把老人家接到报社采访。在家人眼里，田老由于中风有点表达不清了，但讲起琉璃河他滔滔不绝，无迟疑，无停顿，连发掘出来的器物大小都记得毫厘不差。
第二位考古队队长是曾任文研所副所长的赵福生。他谈得最多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老师邹衡——这位西周燕都的发现者，这位用身体阻挡推土机的守护者，这位因琉璃河遗址被诬陷为“欺骗领导”的老教授，最终没机会让文物替自己说话。赵福生感叹，邹衡运气太差，“几年以后才知道，这条探沟的南头，距后来发现的大片燕国墓地只有几米了”。
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但开讲的机会太少了。所幸，2021年3月，房山琉璃河遗址启动申遗的消息正式发布。这里将扩大保护区，建考古遗址公园，连107国道都要为它改线。
侯仁之
万宁桥上过90岁生日
作为我国的首都，北京多大年龄了？有没有生日呢？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辈子都在研究北京城的侯仁之。侯仁之还曾提出，万宁桥是元大都设计的起点，自北而南的中轴线就是由此确定的。1998年考察时，眼看万宁桥逐渐破败，河道湮废。侯仁之心痛不已，在各个场合向北京市政府建言，力主修缮，恢复河道景观。2000年，重修万宁桥时，意外地在桥下挖出了六只龙身龙爪的镇水石兽，都是元通惠河旧物。镇水石兽佐证了侯仁之的观点，他特地安排自己的90岁生日在万宁桥上过。
王武钰
考古学家的角度与普通人不同
二十多年前，老山汉墓考古发掘是国内第一次公共考古实践，但普通人与考古学家的角度不同，大家关心的是挖出什么宝贝了，当人们发现，此墓早已被盗，不免大失所望。直到今天，许多人提到老山汉墓时还会说：“这个墓价值不大，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挖出来！”考古学家王武钰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一直强调，考古不是盗墓。总有人问：你们挖出什么宝贝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宝贝！首先是这座黄肠题凑的大墓，整体保存下来，人们可以看到两千多年前的木结构建筑，还有墓里出土的大漆案和丝织品都是北方地区独一无二的。”
蒋忠义
遗憾《元大都发掘报告》仍未出版
北京成为掌握全国性政权的都城始于元大都。元大都是马可·波罗笔下一座传奇般的城，主持发掘元大都遗址的徐苹芳也是学界传奇。遗憾的是，元大都考古发掘已经完成半个世纪，《元大都发掘报告》至今仍未出版。当年参与发掘工作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蒋忠义先生提起这事，长吁短叹。《元大都发掘报告》是他和马希桂整理完成并交出版社的，为此还给出版社申请过出版经费，但商业大潮之下，纯学术著作出版越来越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考古队最年轻的黄秀纯曾和家人说：“等元大都报告出版后用稿费给家里买台电视。”那时还是九寸的黑白电视机，一晃几十年，现在家里的彩色电视都换了好几台，他还在期盼，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报告的出版。
王剑英
发现凤阳明中都遗址的怪老头
本书书写的考古现场只有一处在北京之外，即位于安徽凤阳的明中都遗址。很少有人知道，在南京和北京之前，大明王朝还在朱元璋的老家修建过中都。明中都虽然最终没有完工，但是它却是南京和北京的蓝本，是北京紫禁城的“前世”。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赫然在列。明中都遗址考古队队长王志对此分外低调，却在朋友圈里一次次转发明中都发现者王剑英的故事。“文革”时期，编辑王剑英被下放到凤阳。他没有“躺平”，没有玩世不恭，而是认真过好每一天，跑马拉松，走访文物，甚至研究监狱里的墙砖。以至于几十年过去，凤阳农村的老人还对这个“怪老头”记忆犹新：他满身灰尘，戴一顶漏风草帽，挎一个军用水壶，蹬着辆破自行车，车旁边的化肥塑料袋盛满了破砖碎瓦，有时比比划划，有时念念有词。
1996年，王剑英因病去世，他在著作中提醒后人：“尚埋在砖砾土堆之中的须弥座和石雕，更应坚决保护。”对于存疑的问题，“有待考古发掘工作来完成”。而今，他的遗愿正在逐渐实现。
刘精义
驳斥定陵的离奇讹传
考古人大多不爱社交、鲜少接受媒体采访，曾参与明定陵考古的刘精义便是如此。由于身体原因，他几乎从不抛头露面。2016年初，听说我们要写定陵考古，他竟破例在吴梦麟老师的陪同下接受了采访。有些关于明定陵考古的出版物，为吸引眼球刻意渲染离奇气氛，有的说皇帝的陵墓暗处布满毒箭，碰着就要丧命；有的说墓门之后，上有千斤石，下有滑动踏板，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更有甚者，说墓室中有小河，河上有船，八字相合者才能坐船进入墓室。诸如此类，刘精义一一驳斥，帝王陵寝最忌讳墓室中有水，所以特意将棺床建得比地面高一些，哪有成心把河修在墓室的道理？
于杰
“食堂帮厨”解了燃眉之急
2021年，为弄清大葆台汉墓发掘的细节，我们还想再去请教亲历者刘老师，此时才得知他已经仙逝。
陪同采访的吴梦麟老师也是参与发掘大葆台汉墓的考古人之一，但她为我们讲述的亦是别人——她的同事、北大师兄于杰的故事。大葆台汉墓发掘时正值“文革”，公认的高材生于杰只能在食堂帮厨。然而，就在众人面对考古现场14000多根条木堆成的木墙茫然无措时，是于杰解了燃眉之急。“不让他搞业务，他不敢公开去发掘现场，就戴着草帽，在工地拉起的铁丝网外面偷偷看”，回来后翻阅文献，在现场之外第一个考证出条木即是“黄肠”，木墙即是“黄肠题凑”。我国第一座大型黄肠题凑墓葬由此露出真容，轰动全国。
齐心
一生择一事 一事终一生
还有一位应着力提到的是北京文研所老所长齐心先生。她1961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1961年至1999年一直在北京市文博考古单位工作。本书讲述的许多考古发掘项目，都是在她主持文研所工作时完成的。《北京考古史》（11册）、《北京考古集成》（15卷）这两部北京地区考古研究之大成，也是在她的推动下编辑出版的。
在策划采写本书之初，我们登门拜访了齐心先生。齐心先生虽然已年过八旬，但是精神矍铄、声若洪钟、直爽热心，一如当年。她当即翻开通讯录，为我们指点迷津，告诉我们哪个项目应该找谁采访，甚至连电话号码都一并告知。
与万众瞩目的考古发现相比，将它们呈现到世人面前的考古人，实在是过于低调了。本书讲述的是考古发现的故事，更是这些隐身于发掘现场、隐身于书斋、隐身于聚光灯之外的考古人的故事。
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正因有他们，沉睡于地下、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古老记忆，才能再一次被唤醒。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0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