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穿越剧”流行的时代，我们都曾想象穿越到汉唐盛世，领略长安、洛阳两座都城的繁华。然而，能否看到平民在历史中的真实境遇，体现了“为人民做学问”的学术良心。《唐五代宋初都市社会中下阶层研究》以独特的问题意识，揭示唐宋都市社会的另一面相。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食货派”学者率先研究经济发展对社会形态的影响，何兹全先生对寺院经济的探讨、陈寅恪先生对统治集团权力递擅的考察、吕思勉先生撰写中国通史和断代史时对阶级作专章论述，无不体现出通识之士对阶层变动的高度重视。同一时期，在陶希圣、鞠清远、吴云端等先生影响下，学界开始重视对唐代都市的研究。
事实上，中古时代逐渐形成了城乡分野的格局，这进一步构成了城市和农村在功能划分与人员构成上的差异。唐代都城不仅承担了国家的政治、文化职能，其物资调配、商业流通，官员选拔、富商云集等状况促进了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建筑业、运输业等随之产生，甚至形成了名为“牙人”的经纪人群体。城市经济发展还为农闲时农村人口提供了更多机会，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与商人、选调官员、举选人群体一道又构成了唐宋城市的流动人口群体。
基于都市与普通城市和农村迥异的社会阶层状况，对都市经济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理解社会学意义上的唐代社会阶层，从而为彻底抛开传统以贵族为核心的历史观，全面认识唐代社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而宁欣教授将唐宋城市社会分为上层（皇室、贵族、高级官吏）、中上层（中级官吏、大工商业者、中高级僧侣）、中下层（普通工商业者、一般居民、普通军士、中下层僧侣）、下层（普通奴婢、杂户）、不确定群体（外来务工人员、进京官员、举选人群体、旅游者等），是合乎实情的。这样的划分，为推进对唐宋都市社会阶层的深入考察奠定了坚实基础。
章学诚曾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考证固然是史学的重要工作，但本书的独特贡献，在于作者思想特质所触发的兴趣点和考察路径。
以往的经济史研究多集中在中央财政和制度研究，本书巧妙避开了以往学者聚讼纷纭的繁琐考证，把关注点转向这些制度产生的实际效果和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面貌，形成了眼睛向下的视角。例如，作者把流动人口作为了解都市阶层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聚焦唐代长安尚侈之风影响下，公共与皇家建筑修造为唐代都城工程建筑业提供的发展契机，以此回答工匠群体何以形成“浮寄流寓，不可胜数”的壮观景象。再如，聚焦唐代中后期诸使司中的宦官群体，受宦官整体权势影响下的兴盛与衰败，及其对皇城生活、京畿治安产生的具体影响。这样切中肯綮的研究，是对宦官群体生境状况的客观反映，从而加深对皇权政治权力结构的理解。
读罢全书，尚有些许不同看法向作者求教。本书第二章《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讨论中古城市社会转型，认为隋唐时期出现了“市民”概念，用以“泛指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城市居民”，从士人到市民的称谓变化“是城市社会发生变化的反映，从士人社会走向市民社会具有标志性的转变”。不过，我们知道，唐代出于对太宗皇帝的避讳，“民”经常写作“人”，由此，“市民”与“市人”两个概念似乎很像。退一步讲，概念的变迁在多大程度上能显示社会形态转型的尺度，似乎也有待深思。
该书还讨论了“市民话语权的延伸”，认为罢市“成为市民群体——城市中下层民众非暴力传递信息的最高形式”，“集体‘罢市’逐渐成为市民维护经济利益的主要目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唐代不仅有罢市，史书记载长孙顺德、淮安王李神通等显贵死后，皇帝都要为之“罢朝”。《旧唐书》明确记载三品以上官员死时要为之辍朝。因此，虽然重大利益受到侵害时民众有可能自发罢市，但这种多见于重臣死后的罢市未必系自发行为。（作者：李明阳，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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