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没有金碧辉煌，没有人声鼎沸，却有另一种肃穆和厚重。当直面年代不一的砖层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对这片土地的每一次探寻，都是一次时光回溯之旅。在故宫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吴伟的带领下，记者见到了还在发掘中的清代造办处旧址考古现场：钢架搭成的宽敞大棚下，遮罩着一片凹凸不平的地面，各个年代的砖面纵横交错，砖的大小、样式都不尽相同；不同的区域，放着写有不同年代以及建筑功用的指示牌；地面上还有大小不一的考古探坑，展示着经年累月堆积而成的砖土层。
这也能体会到吴伟每次踏上这处考古现场时内心的激动与兴奋：“与很多关注故宫的人不同，我们关注的是六七百年前，故宫是怎样的存在。”
■考古“大戏”拉开帷幕
站在考古现场，吴伟给记者一一指认砖层的年代，“最上面的一处红砖是现在的地面，紧贴红砖下面、磨损比较严重的是清代的地层，再往下能看到一处比较规整的砖层，年代是明后期。”他又指着不远处的一处深坑，“这个坑下面的砖层年代是明初，远处围着栅栏的大坑里能看到元代的遗存，它们一层一层叠压。”
如此井然有序的年代遗存，完全出乎故宫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的意料。故宫考古研究所所长徐海峰如此评价：这是迄今为止紫禁城内发现面积最大、遗迹类型最多样、时代序列最完整（元明清）的遗址区。
2020年底，报经相关部门后，故宫考古研究所开始对此处进行抢救性发掘。一场考古“大戏”，正式拉开帷幕。
造办处是清代专为宫廷交办承造各种器皿的一个机构，下设馆、处、作、厂等诸多作坊，清代康熙年间，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造办处从养心殿移至慈宁宫东南侧。
在考古现场，吴伟指着一处灶台遗存说，“在这里他们清理出了钟表的部件，还有玻璃、齿轮等构件。根据文献资料记载，清代这里正是‘做钟处’。在西边不远，他们还发现了残留的玉器，而在资料中，那里记载的就是‘玉作’。由此可见，文献中造办处的格局、功能分区，与建筑遗存是能吻合的。”
■令人欣喜的接连“意外”
吻合固然值得高兴，但更让他们欣喜的则是不断发现的意外。
徐海峰介绍，他们在清理现场遗留的一个大坑时，发现了比较完整的砖砌体。由于故宫的特殊性，对考古极为慎重。故宫考古的原则是“见‘面’即停”，也就是一旦发现了重要的砖面、地面、活动面，就暂时不再向下清理了。为此，故宫考古研究所团队开创了“微创”发掘的方法，即通过最小化的干预，利用多样化的手段，获取最大的信息。
他们在这块砖砌体的西北侧发现一个缺口，正是通过这个缺口，发现了明早期黄土与碎砖交替的夯土。随后通过对周边的发掘，再与2015年慈宁宫花园东院遗址发现的明早期磉墩进行对比，进而确定了这座砖砌体就是明早期的磉墩。
最终，他们发掘出四个同样规模的磉墩，每个磉墩之间间距均为11米——这可能是一座面阔以及进深均为11米的建筑。
在考古现场，能直面磉墩带来的震撼：在一个斗型的土坑里，有一座用大城砖按“回”字形铺成的砖砌体，长约4.45米、宽约4.4米、高1.6米。在磉墩周围用一层夯土、一层碎砖的方式交替夯筑起来，形成一层压一层的格局，底下还有错缝平铺的石板，石板下则是交错叠压的排木桩。工艺之精湛、复杂，令人不禁感叹中国传统建筑技艺的深厚底蕴。
环顾四周，可以想象当时这座建筑的巨大体量。徐海峰说，“这是紫禁城内目前为止发现的体量最大、结构最清晰、建筑工艺最精湛的砖砌磉墩，也是国内明代建筑考古的重要发现。”
问题随之而来：这里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建筑？徐海峰推测这座建筑可能与明早期的大善殿有关，“考古发现如何与地面建筑对应，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不久前，在四个磉墩北边不远处，考古人员又发掘出了配殿的地基，他们猜测这里可能是一个群组建筑院落。为此，他们做了复原图。仅是简单的勾勒，就能感受到这个建筑群的非凡气度。
■造办处遗迹，见证七百年未变的北京城中轴线
对“故宫迷”来说，更为吸引眼球的消息，莫过于清造办处旧址发现了元代遗存。徐海峰说，“这绝对是一个意外。”当时他们发现了一座清代晚期的灰坑，填满了清代的瓷器、砖瓦等物件，待他们清理到坑底后发现，这个坑下面并不是生土，而有新的迹象，于是他们继续往下清理，发现了满满一层元代的绿琉璃瓦构件、沟纹砖、花纹砖及碎石板等。
这不是故宫第一次发现元代遗物——早在2015年，故宫考古研究所在隆宗门以西发现了一组元明清“三叠层”遗迹，这是故宫考古的首次重要发现。为何“元代”字眼一出现，就能如此吸引人们眼球？在这背后，萦绕着一个“终极之问”：元明清三代，北京城的中轴线变过吗？
从民国以来，关于中轴线的说法并不统一。有观点认为中轴线没有变过；也有观点认为元代和明代的中轴线并不在一条线上，元大都中轴线是如今的旧鼓楼大街、武英殿东侧的断虹桥这条线，也就是故宫西侧，明代营建紫禁城时，中轴线向东移动，形成了如今的格局。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王军，近年来对北京城中轴线做过系统研究。他认为，不管是文献的梳理，还是考古勘探的结果，都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元大都中轴线和明清中轴线位置并没有变化。
王军介绍，《析津志》《元一统志》的记载显示，元代齐政楼（今鼓楼位置）南望宫墙，北为钟楼，其正南方为海子桥，海子桥的正南方为御苑。另据《南村辍耕录》元大内宫门“北曰厚载”“厚载北为御苑”的记载，可知御苑在元大内正北。海子桥今存，又称后门桥，其东北侧雁翅的镇水石兽颌下刻有“至元四年九月”的字样，这说明海子桥为元代旧物，而这些典籍中记载的元代鼓楼周边环境也与如今基本一致，“齐政楼、钟楼与海子桥、御苑、元大内一线相直，皆在元大都中轴线上，这条轴线明代也未发生变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联合组建了元大都考古队，对旧鼓楼大街及其南延至陟山门大街一带进行了多处考古钻探，均未发现元代道路，反而在地安门大街一线、景山北墙外发现了一段宽达28米的南北向的元代道路。另外，考古队还在景山公园寿皇殿发现了元代厚载门的夯土基础，这都是元明时期中轴线并未发生变化的重要证据。
2016年初，徐海峰对断虹桥桥头西南侧进行了考古研究，通过对桥面之下的发掘和勘探，他发现了明早期的砖砌墙体以及异常紧实的夯土层，这也说明断虹桥始建年代不早于明早期。同时，在断虹桥的考古中并未发现桥附近有元代建筑遗存。
文献和考古实物的一致性，也让人们的“终极之问”有了答案：元大都中轴线位置并未发生过变化。
■细节，让厚重的时光更鲜活生动
离故宫不远，东厂胡同深处，坐落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研究员李志鹏和助理研究员钟华，分头忙碌着。李志鹏熟稔地将一堆骨骼分门别类：猪骨，羊骨，家禽的骨头，对它们进行测量、记录，而钟华则通过显微镜，观察针孔般大小的黑色颗粒。这些不是一般的标本，而是清代造办处发掘出的工匠们的“生活垃圾”。
这种动植物科技考古多见于史前时代的遗址发掘中，而社科院将动植物科技考古应用于故宫的考古中，这是第一次。李志鹏和钟华在这次极有意义的尝试中，收获颇多。李志鹏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在清代造办处旧址并没有发现牛骨；发现的大量猪骨中，不管是前腿骨还是后腿骨，都是选取的下半段……这些细节的发现，为人们还原宫廷特别是工匠们的生活，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新的视角。当人们在回望数百年的时光时，这些细节，也让厚重的时光变得鲜活而生动。
■公益力量共助文化传承
吴伟介绍，其实清造办处旧址考古项目一开始面临着不少困难，在推进过程中，他深切感受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热忱与力量。
他讲了几个小故事：考古工作开始后，正好前两年雨雪天气比较多，这对考古现场的保护是一个大的考验。在中国青基会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的支持下，他们迅速设计和建造了临时保护大棚，及时对考古现场进行全覆盖的保护，避免雨雪的侵蚀。在考古发掘、测绘、出土文物保护过程中，星愿基金同样给予了大力支持，为考古队员更新了测绘和记录装备，大大提升了故宫建筑考古工作效率、精细化程度和研究深度。
因为故宫考古的稀缺性，故宫考古研究所的一举一动都能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社会力量也通过各自的方式参与清造办处旧址的考古工作。
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娄玮介绍，2018年开始，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与故宫博物院建立了公益合作，星愿基金为故宫考古、古建筑修缮、可移动文物的科技保护、学术研究以及青少年教育等诸多方面提供了众多帮助。
能够近距离触摸七百余年前的时光，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张焱也是感慨万分：“奔驰星愿基金非常有幸参与其中，从每一寸遗址的挖掘、每一个出土的文物中，我们感受到了时光的焕新与文化的传承。作为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百年企业，梅赛德斯-奔驰深谙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植根北京近20载，基于文化传承可持续的公益理念，我们也致力于为北京历史溯源、文化传承相关项目贡献绵薄之力。北京故宫造办处考古是近年来紫禁城考古的重大收获，其考古出土文物也将为公众还原更真实的北京历史面貌，提升文化自信，助力文化传承。”
张焱表示，奔驰星愿基金将进一步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助力传承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古建修复、文物考古也绝无捷径可言，历经时间淬炼方能为文物拂去历史的烟尘。”
娄玮对此特别感谢：“对于社会各界的合作，故宫博物院一直持开放的态度。近几年来，故宫博物院在各个方位取得的成绩，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帮助。”2022年，故宫还吸纳了由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20多名大学生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参与清造办处旧址的考古工作。
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也让娄玮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故宫博物院将秉承开放的心态，典守好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文物。同时，故宫博物院还将和社会各界一起，把祖先遗留下的宝藏保护好、研究好、传承好、弘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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