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粮库胡同的非凡岁月

在中轴线北端，曾有一座地安门。明清时期，地安门是皇城的北大门。虽然地安门消失在历史中，但这一带的胡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见证着世事变迁。

明末至晚清间，皇城内官署逐渐废除，粮库、盐库、房屋作坊则改作他用，官署名也逐渐演变成胡同的名字。地安门雁翅楼向南路西，有一条米粮库胡同，数百年来，其总体建筑格局并无大的改变。至今，里面坐落着几座百年老宅院，在老宅院每扇门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不平凡的故事。

一号院主人民国时买下皇城墙

米粮库胡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从胡同东口进入就是旧时的1号院。1号院是深宅大院，占地十余亩，1923年由《燕都丛考》一书的作者陈宗蕃所建，这里便是他的“淑园”。

陈宗蕃25岁时即中进士，光绪末年官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法政、经济，毕业回国后在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曾任国务院参事、中华懋业银行北京行经理、北平市参议员等。1927年，北洋政府要将部分皇城墙分段招商拆卖。当时居住在米粮库胡同中的陈宗蕃，其私宅“淑园”的东墙恰与内皇城墙相连接。为免遭自家院落被拆毁，也为了响应北洋政府拆卖皇城墙的号召，陈宗蕃个人出资买下一段皇城墙。如此，既保住了自家院落，又使内皇城墙得以留存至今。

陈宗蕃一生著述颇丰，最重要的著作是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燕都丛考》，这部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的专著就是在“淑园”完成的。

陈宗蕃一家居住于此，且将一部分房屋出租。因米粮库胡同距北京大学不远，所以陈宗蕃的“淑园”迎来两位重量级的房客：1930年，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与陈宗蕃为邻；1932年夏，国学大师陈垣也入住“淑园”。

1936年，北平《世界日报》记者贺逸文曾到陈垣先生府上采访，在《历史学家陈垣》中描述了米粮库的居所：“一个很宽敞的院子，一所中西合式的房屋，配着许多的小房，是很好的住处。我进门后，好像入了图书馆的书库，全屋充满了书橱……”

1937年春，陈宗蕃将1号院出售给冯馨坡，他则搬至马路对面慈慧殿胡同内的北月牙胡同。冯做过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家的管家。日寇占领北京期间，冯馨坡又将该院卖与医生吴清源，吴将清源医院（私立）搬到此院。

1949年房产登记时，1号院为公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清源医院由北京学联接办，更名为五四医院。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米粮库胡同1号是北京计算机外部设备一厂的所在地。

二号院里聚集进步青年

民国时，2号院原房主是奉系官员于国辅。1935年于国辅将此院卖与奉军将领于珍，房主的名字是于珍之子于国勋。1939年，因不堪日本特务的监视和骚扰，于珍举家从沈阳迁至京城米粮库胡同。

于珍，1884年生于辽宁铁岭，1906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学习，1911年毕业后回国，历任西北防军旅长、奉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镇威军第十军军长兼京畿卫戍总司令等职。于珍“性耿介，尚气节”，他不抽大烟、不饮酒、不纳妾、不打牌、不扣军饷，是东北军有名的“五不将军”。

1943年，于珍利用自己同学、朋友、学生等社会关系，为共产党八路军在北平掌握武装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共地下党员将“八路军前总北平情报站”的联络点就设在于珍家中，并将于珍之子于国勋、儿媳谈洁孙发展为情报站的工作人员。于珍家也成了中共地下党往解放区输送进步青年的中转站。

新中国成立后，于珍先后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辽宁省政协常委等职。1959年，在京因病去世，享年72岁。

四号院里不同寻常的房客

4号院占地约十五亩，院内有两层小洋楼。该院自1928年到1978年间，先后迎来六位不同寻常的房客。这些房客中，既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也有著名画家陈半丁，还有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等。房主的变化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

1928年，曾任北京电报局长的袁祚廙搬入4号院。袁家的祖籍贵州修文，是个官宦世家。四百多年前袁家的祖上就中了武举人，后官至明朝的贵阳守备。自此以降，这个家族代代有功名，鼎盛时期曾连出了三位进士。清末，袁照黎中举，当了两任知县，后升任督办黄河水利的观察使。到了他儿子袁祚廙时，科举制度被废除了。

由于前辈世代为官，袁祚廙的姐妹，一个做了晚清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儿媳，一个做了徐世昌的儿媳。袁祚廙也因精通文墨，在袁世凯新军中从文书到幕僚。随着北洋军阀攫取辛亥革命的果实，袁祚廙利用他的“原始积累”和与军阀政客们的关系，开始“二次创业”，就任北洋政府凤阳盐关的总监，在北京开办了面粉厂和油坊，同时经营房地产。投资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并做该煤矿董事长。同时，他还在北京投资电讯事业，兼职北洋政府的安徽凤阳盐关总监。

袁祚廙的儿子袁永熙（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北京经济学院院长）回忆说：“1928年，我父亲领着全家迁移到北平，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一幢两层小楼里。第二年，父亲就因脑溢血去世。之后，米粮库胡同的楼房转让给了回国的洋博士胡适。全家搬到北兵马司一座四合院里。财产日渐减少，靠着卖古董、字画度日。虽然家道中落，供孩子们上学还是舍得花钱的。”

1930年12月，胡适携家带口入住在米粮库胡同4号院。这是他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家”，共有六七年之久。或许因胡适大名之故，致使米粮库胡同名声大震。

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一文中，对胡适的新家做了详细的描述：

米粮库4号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楼前是一座很大的庭院，有树木、有花圃、有散步的广场。庭院的左边是汽车间。从大门到洋楼是一条长长的路，从洋楼向右转入后院，是厨房和锅炉间，还有一带空地，后面是土丘，土丘外是围墙……一楼进门处做客人挂衣帽间，进入屋内，左边是客厅，右边是餐厅。客厅背后很大，作为进入大厅的过道……从那里向东就进入大厅。这个大厅高大宽阔，原来大约是个大跳舞厅。

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在北大读书时，听过胡适的课，也很佩服他。一天，何兹全去胡适在米粮库胡同的宅院，只见宾客满座，都是年轻学子。他们与胡适有问有答，气氛热烈。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曾笑言：“这是胡适之做礼拜呢！”

20世纪30年代，“胡适之礼拜”在他的米粮库4号寓所几乎形成了一种接待访谒的制度。访客无论身份，胡适一律称其为“朋友”，故一时之间，胡适的“朋友”遍天下。“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那个时代一句十分有调侃味道的流行语。

1931年，胡适在米粮库度过了40岁生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胡适举家南下。

1937年，北平沦陷后，画家陈半丁拒绝日伪政府聘请，辞去教职。他刻《强其骨》《不使孽钱》之印作为座右铭，并以卖画刻印为生。为了避开日本人的吵闹和干扰，陈半丁几番周折，在严惠宇、杨济成等友人的资助下，购得地安门米粮库4号院。该院当时有园中园五亩，陈半丁故以“五亩之园”命名。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将米粮库胡同4号院售出，搬至西四北六条南魏胡同、和平门内新帘子胡同两处宅子。

1950年，李克农、孔原两家入住米粮库胡同4号院。因其工作的特殊性，该院也是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的办公地。据李克农的儿子李力回忆说：“1950年，为便于工作，父母亲等搬到地安门内大街的米粮库胡同。这是一处较大的院落，一处整齐的四合院，一座二层小楼，还有一些平房，据称早先为胡适公馆。院子宽敞，老人们可以散步活动。为了照顾老人，李伦夫妇（李克农的长子）搬来与父母住在一起。逢周末或节假日，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回去看望。”1962年，李克农因病在北京逝世。

1968年，陈伯达搬入米粮库胡同4号，此时已是新门牌5号。

1977年，邓小平迁居到米粮库胡同的这座老宅院，直至1997年去世。他在这个院子里度过了整整20个春秋。

其他院落住有教授和将军

米粮库胡同6号院的房主姓张，当年，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在此院居住。当时还在北大读书的邓云乡撰文说：“唐兰先生恭俭胡同（注——原文或为笔误，邓云乡在后文又提到是后门里米粮库胡同）的房子是一所路西开门的四合院，一进大门，北屋就是客厅兼书房，那时先生不到五十岁，但却留着很长的胡须，当时夏天，穿着蓝绸长衫，很长的胡子飘洒胸前，人家以为他六七十岁了呢。”

唐兰先生是我国著名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青铜器专家。他论著甚丰，对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诸多领域都造诣很深。

此外，8号院（新门牌15号）是个小院。1951年，近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郭味蕖搬入，郭家在此居住多年。

20号院（新门牌6号）占地一亩七分，房16间，上世纪二十年代时房主是北大教授陈启修。同时，北大教授吴虞是他家的房客。1917年，31岁的陈启修已是北大教授，当年他最早系统翻译了《资本论》，与李达并称经济界的“北陈南李”。1956年全国第一次高校教师定级时，经济学界仅有两人被评为一级教授。其一是北京大学教授陈岱孙，另一位便是陈启修。

上世纪六十年代，米粮库胡同居委会搬入此院。

米粮库胡同21号院，是开国中将唐天际的住宅。他自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豫边区游击司令员、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政委兼长春军管会主任等职。1949年后，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总后勤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唐天际被授予中将军衔。

唐天际对儿女的要求非常严格。其子唐双和回忆，刚上小学一年级时，全家几个孩子都在玉泉路上学，一周才能坐班车回家一次。有一次，兄弟姐妹错过了班车，四个小孩子就这样从下午走到了天黑。“那个时候刚一年级，从北京西边玉泉路走到地安门，近20公里，走到北海公园附近的时候，我实在走不动了，哥哥姐姐就轮流背我，大家谁也不敢给家里打电话……那一晚，可把家里人急坏了。”（吴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