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孙子兵法》让中国的兵家文化傲立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而在中国的文化中有关军事的你来我往，互相博弈，也被容纳进中国人的文化之中。军事与文化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狄宇宙所编的《古代中国的军事文化》，集结了中国古代史不同领域学者的研究成果，重新检视了军事与法律、政府、史学编纂、艺术、哲学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展现了长时段历史中军事文化与文人文化的互动。
书中利用类型丰富的史料，着重探讨了先秦至清代历史中文化与军事的关系，以及文人文化如何塑造了军事机构、军事理论和战争文化。其中通过丰富的事例，揭示了文人官员在军事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文化军事化的独特现象。
在宋代，有一位文人官员，他不仅在文学上有着卓越的成就，还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就是范仲淹。范仲淹在西北边防的防御策略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主张加强边防建设，修筑城堡，巩固防御体系，以抵御西夏的侵扰。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军事防御产生了影响。范仲淹的故事，正是古代中国文人官员在军事决策中发挥作用的一个缩影。
宋朝，因为将从中御的传统国策，军事缺乏灵活性，前线将领要接受朝中文官的指挥。这让宋朝在边疆问题上吃了许多败仗。文人官员虽然可以凭借其学识和经验，为军事战略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持，但前线瞬息万变，军令要靠后方指挥必然会导致延误战机。很多文官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以文官的身份派往前线直接督导战事，以解决战机问题。范仲淹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在西北边防的防御策略上，提出了加强边防建设、修筑城堡、巩固防御体系等建议，在一些关键地点驻防修筑据点，以守为攻，遏制西夏的屡次进犯。这些战略思想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还为后世的军事防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文人官员一方面作为战事指挥，另一方面文人的敏锐性在情报收集和分析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收集和分析情报，为军事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例如，宋代的沈括在出使辽国时，收集了大量的辽国情报，为宋辽边境的防御提供了重要支持。他的情报收集工作不仅为宋朝边境的防御提供了重要支持，还为后来的军事决策提供了参考。这些情报也为外交谈判奠定了基础，军事作为外交的底气，而文化情报则作为外交的资本。
书中通过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也让我们看到军事文化在理解和运用中，自成为一套价值观，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对战争和军事组织的态度。文人官员通过自己的著作和言论，传播了尚武精神和爱国情怀，影响了社会对军事的看法。例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仅是一篇文学作品，也体现了他的军事战略思想。《岳阳楼记》开篇即描绘了岳阳楼的壮丽景色，但范仲淹并未止步于对自然景观的赞美，而是通过“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等语句，表达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深切忧虑。这种忧患意识，正是范仲淹军事战略思想的重要基础。
在北宋时期，国家面临着辽和西夏的双重威胁，边疆战事频发。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表达的忧患意识，反映了他对国家安危的深刻认识。他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忧患意识促使他在军事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强调“严戎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他通过加强边防建设、修筑城堡、巩固防御体系等措施，有效抵御了外敌的侵扰。
《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强调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思想，体现了他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这种理念在军事战略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的战略目标。
范仲淹在军事战略中，始终将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他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加强边防建设、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等措施，使百姓免受战乱之苦。他在《议守》中提出“屯田”之法，让士兵在农闲时进行训练，农忙时回家务农，既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他还通过互市贸易、招抚流亡等措施，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文人官员通过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不仅在军事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通过自己的著作和言论，传播了军事文化，影响了社会对军事的看法。《古代中国的军事文化》通过对文人官员在军事决策中的作用和文化军事化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古代中国的军事文化。
笔者以范仲淹为例，讲述了文人官员在古代中国的军事决策中发挥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在战略规划、军事制度、情报收集、外交谈判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文化军事化的进程，这种融合也让军事告别了野蛮和杀戮，变成了一种智力的竞争，卓远视角的比拼，上升了一个层级。（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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