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河滹沱河养育了一方文明。在和东垣（真定）遥遥相对的滹沱河北，在南北朝时期，又萌生了一座历史名城——正定（真定）。王朝兴灭，政权更迭，古城正定伴随着东流的滹沱河水，走过了近2000年的历程，成为一座从古代延续到当代的历史名城。
雄踞河朔的重镇
正定紧靠滹沱河，地理位置重要，曾是水陆交通枢纽，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早在约六七千年前的石器时代，这一带就是密集的人类聚集区。因其地处要冲，不仅控制着辽阔的地域，而且也是控制燕晋咽喉的交通要道，是沟通南北的交通中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路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可以说，真定（正定）因战争而起，又在战争中发展。
从军事堡垒到郡州府城
东晋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在河北一带反复征战，滹沱河沿岸的战略地位就格外突出出来。公元350年，后燕大将慕容恪率军进攻常山郡城真定（东垣），隔滹沱河，在河北岸修筑了军事堡垒安乐垒。
时光在战乱中流逝，安乐垒在战争中崛起。在连绵不息的战争中，这座堡垒的地位日益加强，不断得到扩建，成为与常山郡城真定隔河相对的新的名城重镇。直到有一天，一个看似偶然的因素，安乐垒迎来了嬗变的新机遇——随着一位新主临幸，军事堡垒升格为郡城，开始了中心城市的新纪元。河北中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从滹沱河南迁移到了滹沱河北。
那是公元397年，北魏道武帝拓拔圭攻克后燕国都中山（今定州），灭掉后燕，第二年，他来到常山郡城真定（东垣），兴致勃勃地登临北望，看到隔河相对的城市，听到该城名叫“安乐垒”，不禁赞叹：安乐，多么美妙的名字。心中不由一动，一个念头冒出：将常山郡治移到安乐垒。
帝王一言九鼎，常山郡一下子就和做了数百年的中心城治真定（东垣）挥手告别，渡河北去了，在安乐垒安营扎寨。安乐垒不仅取代了真定城的中心地位，而且连城名也沿袭了去。直到公元1723年，为了避清王朝皇帝胤禛的名讳，将用了1000多年的真定改为正定。
时移事变，从公元398年常山郡城移至此地起，真定（正定）相继为常山、恒山郡治，恒州、镇州治，中京、真定路、成德军、大都督府北都首廓，真定府、正定府首府，真定、中山、正定县治，其地位日益显赫。虽然中间一度有变化，就是在北齐时，常山郡又迁回到河南的真定（东垣），在安乐垒设中山县。很快，北周时，安乐垒成为恒州和中山县两级政区的治所，又取代了真定（东垣）城的中心地位。这把河北中南部地域的头把交椅，一坐就是1500多年，直到20世纪初，另一个偶然事变，才又改变了这一地域的政治格局。
从小堡小城到名都大邑
随着中心地位的确立巩固和不断提高，为正定城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促使城市建设不断发展。城池规模不断扩大，各级官吏府第、衙署建筑和宗教、文化建筑大量增加，并且开始创建具有一定规模的园林建筑。
唐朝是正定（真定）发展的关键时期。长期作为藩镇成德军的治所，除兴建府第衙署外，还广建寺院，现存临济寺、开元寺、广惠寺、天宁寺等，均为唐代所建。古代园林——潭园也已具有相当规模。永泰二年（公元766年），滹沱河水泛滥，冲毁了恒州（真定）城，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重修城池，做了拓展。扩建后的恒州城平面呈“凹”形，面积得到扩展。不仅城墙、城门、城垣门楼、箭楼、防水设施得到加强，而且各级官吏府第、衙署建筑和宗教建筑大量增加，并且开始创建具有一定规模的园林建筑。为此，唐皇代宗给他立了记功碑——“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德之颂”碑。碑文1959字，记述成德军拓扩恒州城的功绩，盛赞恒州城的形胜和地位。
北宋时期，是真定府、赵州一带城市相对集中、中心城市的城垣建筑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是真定作为河北西路的首府地位的确立，对其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城市道路、寺院、道观、水利设施、园林建筑都得到长足的发展。由于河北西路、真定府、真定县三级行政官署都集中在这里，所以，官署、官仓、义仓、常平仓及驻军营所等建筑显著增加，园林、商业也随之发展。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太祖敕令在龙兴寺内的最宽大之处重铸真定大悲菩萨铜像，同时兴建了高大宏伟的大悲阁，这处唐代兴起的名刹由此成为皇家重点扶持的寺院，各种配套建筑相继建成，逐渐成为拥有天王殿、大觉六世殿、大悲阁、摩尼殿、慈氏阁、转轮藏阁等六座恢宏殿阁的北方名刹，也成为真定城内一座代表性建筑和重要建筑景观。高达十丈的大悲阁及阁内身高72尺的全国最高的站立式铜菩萨像，重檐九脊四面抱厦的摩尼殿，以及转轮藏阁及其阁内高大精美的巨大木结构转轮藏经橱，都是当时国内佛教设施的极品，名扬全国。真定的园林也名冠大江南北。大凡记述中国园林建筑史的著作，无不提到真定的潭园、海子。
这一切，都为真定城在金元时期成为燕京（大都）以南的第一名城，奠定了基础。
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到金朝鼎盛时期，真定城是当时人口最密集，手工业、商业最发达的城市。至元时，更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燕京（大都）以南的第一名城，人口10万，与大都相同。在元代，在真定设置真定路，隶属于中书省。作为河北中西部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杰出政治家史天泽及其侄子史枢等人治理真定期间，注重发展经济，重视教育，培植人才，为真定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多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商业发展、文化繁荣和宗教的多元化。此间，重修了前期创建的重要建筑阳和楼、十方定林禅院、观音院，创建了道教宫观——玉华宫。唐宋时期名冠全国的丝纺织业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唐宋以来开掘的纵横交错的人工河渠到元朝继续发挥排灌和漕运作用。
明朝，真定的地位到了历史最高点。真定路改为真定府，形成了以真定城为中心城市，统辖5座州城和11座县城及若干关城构成的城市体系。真定府城，不仅作为政治中心发挥着管理5州和11县的行政作用，尤其是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以后，真定的地位更为显赫。明成祖朱棣夺取皇位之后，为了培植根据地的实力，频繁向河北地区调兵，在真定城建立神武右卫指挥使司，作为真定、保定府及周围诸州包括衡水在内驻军的最高指挥机构。这时的真定城，军事中心的地位，与同样拱卫京师的天津卫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城市规模和建筑规模、历史文化积淀等，都远远超过天津卫，也比元代才开始兴盛的保定城地位高得多。真定城这种特殊的军事地位，使之成为河北中南部具有重要战略作用的中心城市，直隶于京师，成为拱卫京师的重镇，控制燕晋咽喉、沟通京师与西北、西南的交通中心。
这一时期的城市面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象。由于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名人别墅、达官宅第等，构成了真定城独具魅力的城市景观。由于真定卫、神武右卫等卫所的设立，不仅强化了真定城的地位，也带动了真定城市建设的发展。真定府和真定卫、神武右卫的官署以及军政官员的宅第，成了真定城最显赫的城市建筑。雄伟恢宏的龙兴寺大悲阁，是真定城规模最大、建筑结构最具魅力的大型建筑，碧瓦红墙，掩映在绿树修竹之中。天宁寺的凌霄塔，平面呈八边形，通高41米，是当时真定城内最高的建筑物。因为它是佛教浮屠造型与中国传统楼阁相结合的一种建筑形式，挺拔高峻，因此也称为天宁阁。位于真定南大街正中、跨街而立的阳和楼，是真定城内一处独具特色的楼阁式建筑，楼下双门供行人车辆通行，上面为重檐双层楼阁，经过元代重修后，更加壮观，到明代成为一处重要的城市景观。真定城东北隅有一处旺泉，被当地人称为“恒阳第一泉”，是一处重要的城市风景。
到了清代，基本沿袭明朝旧制，直隶真定府仍辖5州13县。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设立保定巡抚，驻真定，公元1659年改为直隶巡抚，迁往保定。真定城的政治地位逐步让位于保定。公元1723年，为避讳清世宗的名讳，真定改为正定。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真定城内一系列名寺古塔的修缮和利用，在客观上维护了真定城市景观的完善，带动了城市建设的发展。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开始，皇帝亲诏大修真定龙兴寺，和硕裕亲王亲自赴真定估工，员外郎萨哈齐主持，历经七年，浩大工程才告竣工。康熙四十九年到五十二年（公元1710~1713年）康熙皇帝又亲笔为真定大佛寺题写了寺额“敕赐隆兴寺”，并亲笔御制长篇碑文，建造御碑亭，增加了这座千年古刹的建筑景观。还为该寺的天王殿、大觉六师殿，摩尼殿、戒坛、慈氏阁、佛香阁等主要建筑题额19处。康熙的儿子雍正当上皇帝，也效法他老子康熙皇帝的做法，对佛教禅宗临济派的祖庭正定临济寺进行大规模修葺，进一步改善了正定城内宗教建筑景观。自称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对正定城的佛教寺院也关怀备至。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他去五台山祭佛，归途中驻正定，瞻仰了大佛寺、广惠寺、崇因寺等正定名刹，并效法康熙皇帝的做法，为隆兴寺撰写了御制碑记，题写了匾额。1748年在大佛寺的佛香阁月台之前建造了御碑亭，丰富了大佛寺的景观。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他巡视河南北归途中，再次驻正定，诏修广惠寺，并为广惠寺华塔题写了“妙光演教”匾额。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他在去五台山拜佛时再次驻跸正定，诏修天宁寺，工程历时一年多竣工。乾隆四十六年下诏重修崇因寺，并拨巨款助修。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在清王朝国力渐衰的情况下，正定府还得到朝廷支持，大兴土木，重修隆兴寺五佛殿。
经过清朝200多年的经营和完善，正定城内的宗教建筑，不仅建筑规模是历史上空前的，而且建筑物的艺术水平、景观价值，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正定这座文化古城中，宗教建筑不仅是城市的代表性建筑，而且是最重要的城市景观和最具特色的城市风貌。
在历朝历代的经营下，正定城垣规模宏大，这从正定城墙的规模可见一斑。城墙始建于北周，原是石城，唐代扩建，改为土城。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又扩建为周长24华里，高3丈，上宽2丈的土城。隆庆五年至万历四年（公元1571~1576年）改建为砖城，周长仍为24华里，高3丈2尺，上宽2丈5尺。城平面似旧制官帽，设四门，上建城楼，各门均建瓮城、月城，出人城须过3层门洞。城四角各建角楼。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在西北角与北门间增开一门，俗称“小北门”。
经济发达的大邑
发达的手工业
正定一带是经济富庶之区。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先民就开始了农耕，发展了制陶、纺织等手工制造业。到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的制陶业、纺织业已经比较发达，经秦、汉400多年的发展，至唐代已有很高的生产水平，成为重要的纺织业基地，细缣、绵纩是全国有名的纺织品，特别是孔雀罗、瓜子罗、春罗成为丝织佳品，直到五代时期，正定以“锦帛如山，美女如云”而名扬遐迩，引得北方契丹人垂涎三尺。北宋时期，正定的经济发展到了高峰时期，在纺织、冶金、建筑、农业水利等领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朝廷在真定设绫锦院，云集了大批织紝高手，所织的锦绮绫罗享有盛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正定隆兴寺铸造的高21米多的大悲菩萨铜像，以宏大的气势、精湛的艺术创造力，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铸造技术水平，直到今天，仍然是艺术精品，成为国宝。元代设织染提举司和纱罗兼杂造局，明代设织染杂造局，真定仍是全国绢的主要产地之一。明初，正定一带开始种植棉花，棉纺织业逐渐发展，到清代，在正定设工艺局，纺织、刺绣、木器、砖瓦、制陶、锻造、铸造等行业都有较大发展。在科学技术领域，明清时期正定府最辉煌的成就当推正定崇因寺的铜铸毗卢佛（现存隆兴寺毗卢殿内），俗称“千佛墩”，铸于明万历年间，构思奇巧，设计精美，造型独特。铸件分上中下三层，每层四尊大佛像，各朝一方，踞于莲座之上。每层莲座的每个莲瓣上各铸一小佛，共计1072尊佛像，通高8米，是中国古代铜造像中的珍品之一。
繁荣的商业
战国时期，正定一带就有商业活动。特别是成为“市”以后，商业贸易就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行业。唐宋时期，是正定城繁盛时期，街市成了重要的商业场所。唐代，城南门外是繁荣的“市”场，宋代，市、坊合建，商业移至城内。此时河北西路转运使司驻此，官、民贸易兴盛，为全国21大商埠之一。定窑、磁窑的瓷器，太原的铜器，山东的水果等都由此转销外地；真定、定州的丝织品卖与外商，官方也从这里购粮秣供军需。金元时期，正定发展到鼎盛，据《金史·地理志》记载，正定城是金朝人口最密集，手工业、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元代，不仅内地人来此贸易，西域人也来此经商。明代，除各行业商店以外，在城内街道和四关设市，十天一轮。清代，城内有工商户400余家。
明代，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中心城市的真定，商业空前繁荣。
商品经济的出现，导致了商人阶层的大发展。商贾云集，大批晋商、徽商到真定城行商。随着商品经济萌芽的出现，各地开始形成具有一定区域性优势的经济特色，真定以生产木材为大宗商品，砍伐西部太行山森林资源，成为当时真定府的一大重要商品经济优势，吸引了大批贩木材者。
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集市贸易，城市集贸市场成为市场与城垣结合的典型形式。集市贸易成为城市最重要的商业活动，在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明朝令河北民间按户养马，所以真定城的马市非常兴旺。原来在南关火神庙前设马市。万历年间，真定知县周应中经过请示两院批准，决定真定城四个大门都开市场，“每关各开五日，周而复始”。
日用消费品交易的集市，真定城内几乎每天都有。初一西关集，初二小十字街集，初三县府前集，初四阳和楼集，五日南关集，六日顺城关集，七日东关集，八日北关集，九日北门集，十日龙兴寺门前集，各集每十天一轮，周而复始。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真定有一个知县叫徐天宠，在任期间，清正廉洁，深得民心。后来，他病逝于彰德府，真定城的百姓竟然罢市一天，来悼念他。可见，集市贸易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何等的地位。
清代，正定府一带的棉花种植迅速发展，占到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十分之二三。棉产带动了棉织，于是，山西商人蜂拥而至，常常是布还没有脱机，就被买去，并且出价高。山西的商人肯出高昂的价钱抢购真定府的棉布，说明这里已经形成了棉花种植和纺织业的商品经济优势。
正定的城市集贸市场异常红火。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税收增加。正定府的税收逐渐严格，对集市贸易照章征税。再有就是随着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封建社会传统牙行制度也进一步完善，正定府和各州县官署，利用牙行管理和监督商税，登记和监督商人的贸易活动。牙行还经常代官府收买民间商品。另外就是城市典当业的出现，并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商业门类。正定城在乾隆年间有当铺20家。
(待续)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0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