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不仅历史悠久,且与北京城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已故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这样说:“没有北海,就没有现在的北京城。”
我第一次走进北海公园的大门,是在70年前的一个星期天。1955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后改称城市规划专业)。我满怀着对首都北京的向往和对自己所报专业的美好憧憬,用一根两头带钩的竹扁担,挑着母亲给我准备的行李,怀揣着一抔家乡的泥土,从浙江的一个小县城出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才在前门火车站下了车。然后又坐上了“铛铛车”到西直门,辗转到北京大学报到。
开学的第一天,按照惯例,地质地理系要在地学楼101阶梯教室开“迎新会”,并由系主任侯仁之致欢迎词,然后由他给新生上第一课——《历史上的北京城》。
在这一课中,他讲到了北海。于是,我就利用一个星期天,坐车进城对北海做一次实地考察。后来,在不断的学习中,我对北海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一些了解。
源于山西宁武县管涔山北麓,流经山西、河北、北京、天津,流入渤海,全长740多公里的永定河,从蜿蜒的冀北山地,切开北京西山之后,便荡涤于北京的小平原之上,形成了一个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扇形小平原。它的北面是自西而东,直达东海之滨的燕山山脉;它的西面,则是自北而南的太行山山脉,形成了一个“左环沧海,右拥太行”的地理态势,有人把它称之为“北京湾”。北京城就是在这个“湾”里,吸吮着永定河的“乳汁”,孕育成长起来的。而被称之为“北京的母亲河”的永定河,在自东北而西南的迁徙过程中,又形成了清河、高梁河等古河道。这些古河道成了北京古园林、苑囿的自然基础,昔日的畅春园、圆明园、什刹海、北海以及莲花池等,几乎都是以这些古河道为依托发展而来的。
金天德五年(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并将其改称“中都”。金中都城的建设,模仿北宋汴梁(开封)的规制,从辽南京城的东、南、西三面拓展。据史书记载,修筑后的金中都城“宫阙壮丽,延亘阡陌,上切霄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是”。金大定年间,在对金中都内宫殿进行修扩建的同时,也在郊外辟治园林、修筑园囿。金世宗又看上中都城东北郊外的一片由古高梁河形成的水域——白莲潭,并于大定十九年(1179年)建成了大宁宫,后更名为宁寿宫、寿安宫,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更名为万宁宫。
大宁宫是一所规模很大的行宫,内有殿堂多处。此宫建成之后,金世宗每年前往避暑纳凉。到了金章宗即位之后,每年必有几个月的时间住在万宁宫。实际上是已把它当作又一个宫城,并在紫宸殿受朝,处理政务。在这里,岛屿上金碧辉煌的建筑与碧波荡漾的湖面互相掩映,构成了一个人间仙境。
金代诗人赵秉文在随侍皇帝驻跸大宁宫时,曾以诗这样赞美:“一声清跸九天开,白日雷霆引仗来。花萼夹城通禁籞(yù),曲江天岸见楼台。”
1215年,金中都被蒙古铁骑攻陷。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蒙古军不断地向中亚、东欧发动战争,并建立起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但这时的帝国政治中心,还在蒙古草原上的哈喇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东岸)。燕京只不过是蒙古统治者控制中原的一个战略要地。
元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称“汗”。元朝在初建时仍以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附近)为都城(上都)。忽必烈下诏,“开平府阙廷所在,加号上都外,燕京修营宫室,分立省部,四方会同”,并将“燕京”改名“大都”,府名仍称“大兴”,以兼顾对华北、中原地区的统治,借以保证财赋税收。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燕京的地位日趋上升,忽必烈将都城南迁的愿望也日趋强烈。
元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派遣谋臣刘秉忠来燕京相地。金代宫殿在惨遭兵燹之后,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仍是一派荒草萋萋的破败景象,“行殿基存焦作土”。加之原中都城的主要水源地莲花河“水流涓微,土泉疏恶”,因此,忽必烈决定放弃中都城燕京旧址,并在其东北郊,以金代的大宁宫琼华岛、太液池作核心规划建设元大都城:把原白莲潭自北而南的水域全部揽入大都城内,在太液池的东岸兴建宫城(大内),西岸的南面建隆福宫,北面建兴圣宫(分别为皇室所居),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
元代大都城是封建王朝帝王最为理想的规划与实际的地理状况密切结合的成果,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元代的都城也被后来的明清传承和发展。
今天走进北海公园里所看到琼华岛上的白塔、阅古楼,太液池沿岸的濠濮间、静心斋以及五龙亭、九龙壁和小西天等众多建筑,也足以显示北海在北京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侯仁之先生所说的“没有北海,就没有现在的北京城”。
据建筑史学家张驭寰先生回忆,当年在清华大学建筑历史研究室工作时,梁思成说起过这样的一件事:英国的一位建筑大师来北京参观,当他走在北海的“金鳌玉蝀桥”(北海大桥)上看到桥的南北两侧水光潋滟时,其开阔与平静引人遐想。他非常感慨地说:“中国人真伟大,在这样一个对称式的城市里,突然有这样一个不对称的海,这是谁也想像不到的,能有这样的规划建设的思想和手法,真是一个大胆的创造。”朱祖希(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