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如同一个阔大的世界，无论后世之人如何探索钻研、如何品读玩味，总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庄子讲“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苏轼之于我们的意义，正如这止水鉴人，能够从中照见出生命的本然，以及对生命高度的某种期许。
纵观苏轼一生的诗文创作，无不充斥着人生空漠虚幻的意识，这跟他早年读庄有关，加之人生际遇起落不定、漂泊四方，又受佛家尤其是禅宗的思想影响日趋深厚，直至晚年远放海岛，告别前写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东坡终究是对生、死、梦三者，参透了。
如果从东坡生命的终点——万里归来、逝于常州——往前回溯，我们不仅可以获得他对人生的态度、对家的思考、对如何安定生命的努力，还能够发现丰富宏阔的精神世界与其哲学思想、创作美学中始终有一以贯之的东西，甚至也贯穿其仕宦生涯中的政治立场与立朝大节。如同《苏轼十讲》第一讲以“鸿”“牛”“月”三个意象贯穿苏轼的一生。这三种是文学意象，而作为生活在极为注重理论水准的宋代的人，苏轼这样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也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也就是说，蜀学代表苏轼，自有其“道”。大全之道的观念深植于东坡的作品之中，并且在黄州迎来了创作的一个丰收时期。
苏轼创作的一个高峰，正是写成《东坡易传》的谪居黄州时期。黄州的五年，东坡以“三咏赤壁、定风波词、寒食帖、东坡易传”等成就傲视文化史。在前程未卜的时候，苏轼对于自我生命有了更全面的观照，秦观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苏轼十讲》在“三咏赤壁”一讲中，细细解析了《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并与结束谪居的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庐山访禅之行关联起来，这一时期的苏轼在“道”的反思与审美方式上有了一次重要的超越。
《苏轼十讲》中品析赤壁二赋的篇章尤其精彩，其中提到《前赤壁赋》是关于超越的思辨：“所谓超越，并不是麻痹其痛苦的感觉，而是思考更为根本的东西，世界的本质、人生的命运等等。”《后赤壁赋》则表现了超越的心境：“苏轼触及了一个神秘世界，与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不同。……苏轼的特点是，他并不因此就厌离尘世。他当然不会再计较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得失祸福，却也不会便‘乘风归去’，他将以超越的心态，继续游戏人间。”
当然，苏轼关于审美与道的思辨并非一蹴而就，苏轼在元丰七年带着这个困惑以及想要参透“道”的想法，上了庐山，走向了临济宗的“僧中龙”常总禅师。途中写下了著名的《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者提到这“庐山真面目”的庐山是不可置换的，它是苏轼在见到常总禅师并悟道之前，一直都有的疑惑——审美的疑惑。作为诗人、艺术家，苏轼对于审美的要求不可谓不高，尽管他的生命境界不断提升，他对于审美的观照和追求也始终没有指向“槁木死灰”一境，他没有舍弃自然的“声色之美”。
于是有了他在《前赤壁赋》中的畅言：“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天地自然这个大全体是永恒且无限的，苏轼提出了非功利的审美态度——无尽藏的世间万物，你与我共有之，于是物之美也向我们完全呈现出来，在东坡晚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至味至美终于彰显。
元丰七年，东坡离开庐山，前往江宁府造访王安石，心境愈加笃定和平静的苏轼，再会曾经的政敌王安石，写下了“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其后的元祐元年，政治生活进入新阶段的苏轼给四月间逝世的故相王安石起草赠官太傅的制书。朱刚教授在《十讲》中仔细地解读了这篇《王安石赠太傅制》，提到司马光虽然反对新法，但对王安石的道德人品、学问文章赞赏不已，最值得后世深思的不是曾经激烈的新旧党争或者元祐党争，而是在这篇《王安石赠太傅制》中，苏轼对王安石“相业”的评述“从‘士生天地间，如何得君行道’这样一个根本的层面去看”。
苏轼之道在其仕宦生涯中，也有彻底的表现——与造物者游观的心态使苏轼在政见上无法认同王安石“一道德而同风俗”的主张，他始终认为“天地间物各有主”，这种主张也正应了《周易·乾卦》所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于是有了元祐时期坚守立朝大节的士大夫典范——苏子瞻学士。而后，在元祐大臣被大规模贬黜的年岁里，苏轼就从大臣的身份中彻底抽身而出，归还给世间一个整全的东坡，直至走向生命最好的完成。
历史时空中的苏轼依旧是“如鸿风飞，流落四维”。然而今人读东坡，却像在与一个老友对谈，天涯行脚，明月随人，举目所在，岂有远行，千年流转，“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今人读东坡亦分不清究竟是梦还是觉。（庄虚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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