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北口“仪制令”牌

密云区作家协会结合北京市“百千工程”和市文联、市作协“百名作家进百村创作计划”，组织广大文学爱好者进行了“走长城、写古镇”主题创作活动。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聚焦长城、古村落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生活之美与发展之美，书写涉及古村落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精神风貌，展示了长城保护及古村落的发展。

《密云报》自本期起，以专版形式对其中文学、书画等优秀作品进行刊载，展现密云长城、古镇、古村深厚的文化历史及深刻的时代变化。本期带您走进素有“京师锁钥”之称的密云古北口镇。

古北口位于燕山四大自然孔道之一的潮河峡谷南端，地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接地带边缘，北齐和明代在这里大规模修建长城，古北口东接山海关，西连居庸关，是两处雄关之间的重要关口。在更早的秦代时期，这一带开始出现驰道，后称驿道（也称驿路），并逐渐演变成御道、国道，均为当时特修的官道，初步形成了陆地交通网络，为重要的军事设施之一，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北京地区古代官道的一个缩影和标志。

北宋景德二年（1005）一月，北宋与辽签订濮阳合约，即“澶渊之盟”，宋辽两国结束了25年的战争，实现了和平共处。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御道上出现了北京地区最早的“仪制令”石碑。而且，此类碑刻在全国共发现不足10块。

在唐代，出现了“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多以言简意赅的文字表现。“仪制令”是唐贞观十一年（637）由唐太宗李世民颁布的，为我国最早的交通法令，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了。“仪制令”以设范立制，拆开来讲即为：礼仪、制度、命令。“仪制令”虽始于唐代，却兴盛于宋代，是当时公认的交通规则，带有法规的强制性。当时交通工具包括车、船、轿子、牲口几大类。为让百姓出行能够做到互相礼让，保证道路畅通和人身安全，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曾下诏，令京都开封及各大州府，需在城内主要大道，或重要交通路口设置“仪制令”以作为交通规则。其方式多以悬挂或竖立木牌为主，需人人遵守，违者依法论处。到了南宋时，“仪制令”这一有效的交通规则得到广泛认可，推广到大部分州县和城镇，多以刻石立碑的方式取代悬挂木牌。在陕西省略阳县的灵岩寺，存有迄今为止保存最早的“仪制令”石碑，大约成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石碑高60公分、宽40公分，竖刻“仪制令”三个大字，下方并列四行小字：“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意思是说：尊老敬长必让道，来往应先后有序，讲究礼让等，为我国古代文明礼节的具体表现。

查阅各种资料，北京有记载的“仪制令”并不多。古北口的“仪制令”设置于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辽宋缔结“澶渊之盟”后，两国修好后，每遇皇帝、皇太后、皇后生日，老皇帝崩逝、新皇帝登基等大事，双方都要派出使臣前往祝贺或吊唁。接受方也要派大臣到进入本国境内的第一驿馆。北宋许多高官名臣、政治家、文学家，如路振、宋绶、富弼、包拯、欧阳修等人，都曾由此出使过辽国。为规范交通，特在古北口铁门关北50米处设“仪制令”石碑，当地百姓称之为“龙牌”。石碑高约1米、宽约1米，基座高约0.5米，正面为皇帝敕令，背面中间刻有“仪制令”，两侧刻有“贱避贵、轻避重、少避老、去避来”。“仪制令”的设置，标志着辽国御道的真正形成，也标志着这条古道从此有了新的使命和光环了。

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大蒙古”国号为“元”，次年迁都元大都（今北京）。元大都至元上都开平（锡林郭勒盟）有四条“站赤道”（驿路），称为西路、驿路、辇路和古北口路。虽然古北口路比之出居庸关的三条道路相对较远，但仍然是一条重要的皇家道路，设置在古北口的“仪制令”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警示作用。直到清朝，承德成为第二个政治中心，这条道路也被改扩建成“京热御道”，但“仪制令”石碑依然保存完好，像一枚指南针一样指着京城和北方，像一双眼睛一样见证历史的风云变幻，直到1933年日军占领古北口时，此碑依然存在。后不知去向。

大道苍茫，文墨厚香，来过古北口的名人志士数不胜数。走过此条大道，穿越重关古城，欣赏大好河山，富弼、欧阳修、王安石、苏辙等名人和清代多位皇帝、重臣，共留下了数百首写古北口的诗词。略有遗憾的是，这么多诗词中，却未发现一首与“仪制令”有关的诗句，北京地区最早出现的“仪制令”石碑，显得有些受冷落了，或许还有关于它更多的记载吧，正等着我们去发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