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讲述的“穷出来的知识”

最近读了京梅的《八九雁来：姥姥的聊斋》，作者将“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的故事记录下来，这是一种不错的想法，恰好应和了当下历史写作从微观到个人化的潮流。《八九雁来：姥姥的聊斋》聚焦于民国至新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许多人所热衷的名士淑媛、名门望族的生活场景不同，姥姥所提供的主要是“穷出来的知识”和穷苦人的生活场景，从而弥补了以往历史叙事的不足。

姥姥的记忆力超强，八九十岁的老人能说起儿时的民谣。比如：“初二、十六，毛厂的吃肉，每人四两，七折八扣，掌柜的盛一碗，不管伙计够不够。”还有：“一根拐棍儿我拄着；两撇胡子我捋着；三炮台我抽着；四轮马车我坐着；五（武）家坡我听着；六国饭店我吃着；七层高楼我住着；八圈牌我打着；九块钱我掖着；十（实）在不成我走着。”她说，这些都是穷人家的孩子，看着富人过好日子，心里羡慕，只能编个歌谣过个嘴瘾。从姥姥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很多穷人过日子的场景。比如讲到去观音寺打粥，可谓细致入微，打粥人如何，舍粥人如何，说得清清楚楚。最让人感动的，是打粥时天寒地冻，排队时间长，手脚都冻僵了，“为了打粥，你太姥爷还给我做了一个棉手揣子”，看出父亲对小女儿的细心呵护。后面说到雍和宫腊八舍粥，就相当隆重了：“每至腊月初一日，总管内务府派官员率苏拉至府库将各类熬粥食材、家什、柴火等备齐，初二开始运往雍和宫，初五运齐。初六，皇上派蒙古王公一人，会同内务府总管大臣，率内务府三品以上官员、厨师、苏拉人等，至雍和宫监督称粮、搬柴。初七早晨，蒙古王公择吉时下令：小喇嘛生火；经验丰富的喇嘛掌勺熬粥，依次将奶油、小米、江米、红枣、核桃、桂圆、瓜子、葡萄干等放入锅中。初八丑正（深夜两点），第一锅粥熬熟，即以碗盛供奉佛前。蒙古王公进宫复命；全体僧人开始在法轮殿诵经，百盏酥油照法轮通明，香烟鼓乐昭释门庄严；清晨，雍和宫喇嘛向京城百姓舍粥。”这风俗延续至今，只是不再这么繁琐了，有什么搁什么，煮点小米儿、芸豆，搁几个花生，那也算不错了。

姥姥所讲述的“穷出来的知识”，我们这一辈有些是经历过，或见识过的。比如她说的“打袼褙”（音gē bei，用碎布与面糊粘制的厚布片，用于纳鞋底），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没有这种生活经验，当年我妈给几个孩子做鞋，都是先打袼褙，剪成鞋底儿的样子，再用麻绳纳鞋底。还有她说的“请会”，后来叫“互助费”，现在恐怕也没有了，当年却是相当普遍的，几乎每个单位的工会都有义务帮助职工组织和管理这件事，并帮助生活困难的职工渡过难关。像这样的事，如果不是姥姥这样的老人讲出来，不仅宏大的历史叙事不会提及，清高的文人叙事也是不屑一顾的。而这正是这部作品的意义和独特价值所在，这也就是梁启超所言，历史记述者“所应负之责任也”。

我不能不称赞的，是京梅整理、编校此书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绝不敷衍了事。这体现在她为了考证姥姥所述之真伪，追溯历史真相，不仅翻阅了大量的明清、民国的文献和笔记，甚至做了一些必要的田野调查，并写下了几万字的考证文字。近年来，口述史相当流行。很多人或不了解做口述史应有的学术标准，或不肯下大功夫，贡献出来的往往是口述者的“原生态”，这其实是不负责任的。借用傅斯年先生的说法，史料可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那么，口述则类似于直接史料。直接史料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应是比较可信的。但直接史料也有自己的短处，或为孤证，或因时间久远，不能保证记忆准确，或因各种难言之隐，未能将真相和盘托出。因此，很多时候，直接史料还需间接史料的佐证和补充。间接史料虽不如直接史料更靠得住，但有些间接史料反倒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史料所得，也是不该轻视的。京梅就很善于利用间接史料与姥姥的自述互相印证，增强了口述的可信度。比如她对姥爷家祖坟和族谱的追寻，大可看出她的执着和用心。我还记得她在新疆伊犁参观将军府旧址时的专注，当时不知她的用意，读了她在这本书中所写的“作者按语”，才明白她的用心之良苦。她这一长篇按语，几乎可以称为一篇关于家族史的论文。

最后还应提及的，是百岁老人李滨声为此书绘制的数十幅精美插图，一如他的传统风格，简洁生动、有趣幽默，给阅读此书的读者增添了许多乐趣。而书中的老照片，不仅丰富了该书的历史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姥姥的慈祥、善良，也更理解了京梅对从小抚育她长大的姥姥的感情。（作者解玺璋，为历史学者、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