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颐和园的营造史，见证了多民族的智慧与文化交融。
元朝建都北京，郭守敬主持运河治理，疏通玉泉河，开凿通惠河，梳理白浮泉瓮山堰水系，充足的水量促成了瓮山泊（昆明湖前身）。天然湖泊形成游览胜地，大承天护圣寺则成为风景体系里的点睛之笔。彼时，元朝皇帝常在大承天护圣寺游玩居住。大臣耶律楚材也在瓮山（万寿山前身）建有墓园，耶律氏父子的诗文歌咏了这里以天然风貌为主、点缀零星建筑的景致。
明代，瓮山泊改名为西湖，水上有荷花等水生植物，仿佛“北国江南”。明神宗乳母罗氏曾在翁山捐建圆静寺，一度成为郊游胜地。
清代，满族皇室相继掇山理水，营建亭台楼阁。乾隆皇帝选址西郊建造清漪园（颐和园前身），疏浚翁山西湖，壮大翁山山势，完成了清漪园的湖山布局。乾隆十分向往杭州西湖，盛赞西湖“晴光雨色无不宜”，遂在修建清漪园时着力模仿杭州西湖，并将江南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精巧意境融入其中，打破了北方园林的雄浑单调。也是在这一时期，瓮山被改名为万寿山，西湖更名为昆明湖。乾隆曾写诗赞美昆明湖：“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而修建这座园林的主要力量是汉族的能工巧匠，包括来自江西、主持设计的“样式雷”家族。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清漪园，断壁残垣见证了清王朝的衰败。光绪时期，慈禧太后重建园林，改名颐和园。
从元太宗窝阔台的皇家寺庙、契丹人耶律楚材的墓园到明代汉族的寺院园林、清代满族的皇家苑囿，颐和园的扩建、营造与修缮均融入了不同民族的营造智慧，体现了不同文化元素的碰撞融合。
颐和园是中国园林艺术的杰作，是中国造园思想与实践的缩影。其作为中国皇家园林的集大成之作，充分体现了“移天缩地在君怀”的皇家审美。园内既有北方的皇家宫殿建筑，又有江南的灵动水乡景致，既有佛家的寺庙，又有道家的仙岛，寓意多元文化在皇权的统筹下和谐共生。
作为“移天缩地”审美的体现，名景写仿让各地美景和文化精粹汇集于一座园林。颐和园中频繁出现的摹写全国景致，体现了帝王对“移天缩地在君怀”的追求。比如，昆明湖仿写杭州西湖一湖三岛，长堤六桥的布局与西湖苏堤白堤六桥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谐趣园仿写无锡寄畅园、望蟾阁仿写武昌黄鹤楼、苏州街模仿苏州街市、小西泠仿写扬州瘦西湖四桥烟雨等名景，将灵秀雅致的江南风情融于雄浑大气的北方皇家园林。
不同的水土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养育了不同的族群，各民族联合成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恰似一朵向心的花。作为多民族共建的文化硕果，颐和园这座集锦式园林为阐释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包容性提供了重要例证，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作者：陈 慧 邬东璠，陈慧系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讲师；邬东璠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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