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到了美国。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听闻后，便和夫人蒋英商量着早日回国，为国效力。
1955年10月8日，被美国政府非法软禁了5年的他，冲破艰难险阻，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最权威火箭专家
在美国，钱学森被公认为是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学者。他先后发表火箭及其他喷气推进理论、弹性力学、可压缩气体动力学、稀薄气体动力学，以及燃烧问题和一般的自动控制理论等重要学术论文。他写出的著名长篇报告《喷气推进》被列为美国空气动力学研究和军事工程师必读教材。
他加入的加州理工学院五人业余火箭小组，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是美国火箭的摇篮。创始的五个学生，后来被史册记载为美国火箭研制的“元老”——钱学森是五位“元老”之一。
1942年，加州理工学院成立了航空喷气公司，钱学森是公司顾问。1944年底，美军邀请钱学森培训专门的导弹军官，这些学生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成为美军导弹领域的骨干力量。不仅如此，从1944年10月起，钱学森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科学顾问团成员，能自由出入战时设在华盛顿的秘密高层指挥中心。
钱学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充满硫磺味道的空气中，成为了全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美国科学界的“顶尖天才”，是犹如传奇一般的存在。
《纽约时报》称他为“有价值的中国科学家”“美国火箭领域最有天分的科学家”。《洛杉矶时报》称他为“世界上最顶尖的火箭专家之一”、喷气推进领域“最热门的科学家”“最卓越最杰出的权威”“世界上最权威的火箭专家之一”等。
美军签发给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成员身份证及出入证明
归家之路阻且长
1949年5月，钱学森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北方当局”的来信，邀请他回中国，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钱学森知道，信中的北方当局，正是中国共产党。
1950年7月，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一名由钱学森推荐的研究员威因鲍姆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当钱学森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立刻被吊销，并通知加州理工学院，不准钱学森参与任何涉及军事机密的研究。钱学森从家中打包的八只大木箱被联邦调查局以涉及美国机密文件为由扣押。
1950年8月，刚刚辞去加州理工学院教授职务的钱学森，在五角大楼约见了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他正式告知金贝尔，自己和家人即将离开美国，返回地球另一端的祖国。金贝尔力劝钱学森留在美国，甚至充满暗示地表示，要钱学森三思而行，但这位闻名全美的中国科学家去意已决。
金贝尔致电美国司法部阻挠此事，并说出了那句国人皆知的名言：“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1950年9月，钱学森以莫须有的“企图运输秘密科学文件”罪名被拘禁，不允许他和任何人谈话，并且实施了非人道的折磨。
在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和导师冯·卡门等人的帮助下，钱学森被保释出狱。但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一场又一场的听证会接踵而来，开启了他被限制自由，监听与跟踪，充斥屈辱、无助而又漫漫无期的软禁生涯。
直到1955年5月，钱学森在一张华人报纸上，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突然，在长长的观礼者的名单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闯进钱学森的眼帘——陈叔通！陈叔通先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钱学森的杭州同乡，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好友。钱学森1947年暑假回国结婚时，曾经看望过“太老师”陈叔通先生。
接着，钱学森又陆续从报纸上读到中美两国谈判双方侨民归国的问题，特别是美国报纸宣称“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于是钱学森决定给陈叔通先生写信，报告自己被美国拘留、有国难归的困境，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帮助。
但他当时并不知道陈叔通的通讯地址，只能寄给在上海的父亲，请父亲代转。倘若从美国直接寄给父亲，风险很大，因为联邦调查局非常注意拆检钱学森写给父亲的信，万一落到他们手中就麻烦了。
他把这封信写好之后，装在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家中的地址。然后把这封信夹在夫人蒋英寄给妹妹的信中，那就相对要安全些。蒋英的妹妹蒋华当时侨居比利时。从美国寄往比利时的信，远没有寄往中国的信件那么容易引起关注。蒋英请妹妹在收到这封信之后，从比利时转寄到上海钱学森父亲家中。为了确保能够寄出这封信，钱学森连每一个细节都精心打理：他让蒋英用左手写，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以使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认不出是蒋英的笔迹。
接下来是如何避开特工的眼睛把信投进邮筒了，这也是“发射”链条中的重要一环。钱学森记起，在一家大商场里，有咖啡馆，也有邮筒。于是，钱学森和夫人来到那家商场，钱学森在门口等待，夫人蒋英进入商场。男人不进商场，这在美国很正常。如果有特工在后面跟踪，紧盯的当然是钱学森。钱学森站在商场门口，特工也就等在商场之外。蒋英走进商场，看看周围无人注意她，悄悄而又敏捷地把信投进了商场里的邮筒。这封信就这样躲过了联邦调查局无处不在的监视，安全到达比利时。
蒋华收到信件之后，立即转寄给在上海的钱均夫。钱均夫马上寄给北京的老朋友陈叔通先生。陈叔通当即转交周恩来总理。这一系列的转寄，都安全无误。
周恩来深知钱学森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1955年8月，王炳南大使当着美国代表约翰逊的面，念了钱学森的信，指出美方说谎“谓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这下子，约翰逊哑口无言了。
这封经过千山万水、辗转传递的信件，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钱学森的“导弹”，准确地射中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随后，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10月8日早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到达香港九龙，港英当局以“押解过境”的名义，把钱学森一家送到罗湖口岸。这一天，距钱学森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地已经整整过去二十年。
而此时的金贝尔，又说出了另一句举世皆知的名言：“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的最愚蠢的事。”
未有片刻忘忧国
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没有片刻停息，就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钱学森（左）回到祖国后，和前去访问的新华社记者谈话。
他说：“我终于回到了日夜想念着的祖国，今后要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服务。”
在那个刚经历过数十年战火，满目疮痍的新中国，钱学森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当时的科研队伍层次不齐，主要由老干部、工人、少数海归专家、国内老师和刚毕业的大学生组成。“干部不懂技术，科研人员不懂管理，大家焦头烂额。”钱学森设立了总体设计部，由总体设计部负责对各个分系统的技术难题进行技术协调，统筹规划，总体设计。钱学森的原则是“不求单项技术的先进性，只求总体设计的合理性。”
钱学森还建立了导弹型号和设计师制度。总设计师负责导弹的总体设计。此外还有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制度，分别负责导弹的分系统和单机设计。这一制度的确立，使火箭和导弹的型号研制走上正轨有序的道路。
钱学森设计的这些制度，沿用至今。
甚至“导弹”、“航天”、“航宇”这三个词，也是钱学森首创的。“火箭军”的概念，也是钱学森最早提出来的。
在钱学森的努力带领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逝世，美国媒体直接称其为美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他101周年诞辰时，SpaceX公司发出推特纪念他，祝这位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创办人生日快乐。
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火箭事业始于钱学森，中国科技协会前副会长庄逢甘评价说：“若非钱学森，中国的科技还要落后二十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葛守仁教授则评价：“钱学森革新了中国的导弹科学，也因此革新了军事科学。他是中国的首席科学家和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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