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首都柏林曾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心舞台，上演了空前热闹的一出出悲剧和喜剧。
在中国河北南部的武安市有一个村庄也叫柏林，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史上作为一个舞台，上演了一幕幕壮怀激烈的曲目。
两个县政府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第29军和第32军南撤，部队路过武安西部柏林村并留驻于此。时任武安县县长的吴明龙逃之夭夭，武安县境内一时呈无政府状态，匪徒、溃兵、杂牌军等手中握有枪杆子的人，或划地自治，或占山为王，出现了“十八个司令闹武安”的混乱局面。
1938年2月，孙殿英委任柏林东街人王锦章为国民政府武安县县长，治所设在柏林村。县政府设4个科，划分为4个区，统治武安县西半部。3月，中共武安县工作委员会在一个叫管陶的村庄成立八路军武安工作团，宣传抗日，建立政权组织。自此，武安县境内形成日伪、国民党、八路军三权鼎立的态势。
孙殿英委任李国宝为县长后率部南撤。为加强李国宝在武安的统治，孙任命何化佛为国民党抗敌自卫队司令兼保卫县政府加强营营长，千人千枪，分别驻扎在柏林及周边村庄。
孙殿英的部下范子侠认识到跟随孙殿英并无什么出路，遂脱离了孙殿英，驻守柏林东边的西井村。因国民党县政府既不供其军饷，又不让他征粮派款，引起了范子侠的不满，县政府的那个加强营又不断制造摩擦，妄图消灭范部。八路军工作团派员深入范部，劝范弃暗投明，加入八路军。李国宝知道后，以此为口实，于1939年10月30日发动对范子侠的袭击。范早有防备，在柳河坡一带设伏将李国宝打败，并乘胜追至柏林。李国宝闻范部追击，于10月31日夜与何化佛一同逃往河南林县。至此，国民党县政府在柏林存在了一年零8个月。
1939年11月4日，在中共武安县委组织领导下，300余名各界人士代表在今杏花村（属武安县）民主选举原冀东农联秘书贾云标为县长，次日，5000多名群众聚集在柏林北部的尖山村，庆祝抗日民主县政府的成立。县政府随即迁往柏林村西街，11月县委机关也迁到柏林村。
以一村之地，前后有国民党控制的县政府与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县政府驻扎，在中国恐怕也不多见。
抗战期间，柏林村作为抗日民主县政府所在地，始终是抗日根据地的坚强堡垒。柏林人民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作为新兴政权的雏形，抗日民主县政府在政权建设、组织建设、征兵征粮、土地改革、解放妇女、识字扫盲、戒除黄、赌、毒等多项运动中都走在前头，多次受到边区政府和党组织的表扬。
两处烈士陵园
全国解放后，柏林村为告慰革命先烈，教育后世子孙，先后建造了两处烈士陵园。
抗日战争中，柏林人民前仆后继，自1938年初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起，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柏林村有326人参加了八路军。仅1940年8月，在西街进步青年李何林的带领下，一次就参军一个连，受到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的高度赞扬。后来，这个村的参军子弟们组成“柏林连”成建制编入129师385旅13团。在解放河南林县时，年仅26岁的李何林壮烈牺牲。家乡人民听闻噩耗，痛心不已，县长李成文亲自拉灵送葬，举行了柏林村空前规模和规格的葬礼，县政府还将柏林西街命名为“何林街”，并命人编词谱曲，广为传唱。
解放战争年代，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柏林人民参军参战的热情空前高涨，有205位热血青年踊跃入伍，刘邓大军挺进豫西，逐鹿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渡江作战，并随军参与解放华南和大西南。有32名干部随军南下或北上，支持了新解放区的政权建设。自1950年10月至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柏林村还有15名爱国青年参加了抗美援朝。
革命战争中，柏林村有76名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还有61名参军人员负伤致残。
全国解放后，先后于1992年、1994年和2007年3次迁址、扩规、建设，一座柏林烈士纪念堂终于在村西高地落成。矗立在纪念堂中央的石碑上，镌刻着开国元帅聂荣臻的题词“英烈千秋后世楷模”8个大字。
另外一处烈士纪念碑是为在百团大战中牺牲的烈士而立。战争中，日军曾退到柏林村南孤的山时，突然改道，并发现我军埋伏部队。战场形势突转直下，我军由有利地形的伏击战被迫转为不利地形、劣势装备的攻坚战、白刃战。战斗异常惨烈，300多名壮士当场殉国。另有300多名战士身负重伤，被当地党组织率领群众冒死抬到柏林村。柏林的妇女们闻讯，自发组织起来，迅速参加到挽救伤员的队伍中。她们有的撕破了家里仅有的被子，有的剪下了上衣的下摆，争相为战士们包扎伤口。但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还有160多名壮士永远离开了这片热土。时任武委会主任的郭成忠紧急动员群众，想尽各种办法，冒着敌人再次扫荡的危险，赶制了棺材，把这些烈士的遗体安葬。
战争结束后，郭成忠认为当初对于烈士们的遗体安置有些草率，想为他们建立一座像样的陵园并重新安葬烈士们的遗骨。临终前，这位革命一生的老党员对儿子郭王所说，他自己的一生别无所求，唯一的遗憾是没能见到为牺牲的烈士们建一座陵园。郭王所把父亲的临终遗嘱铭刻在心。在他和曾担任过柏林西街党支部书记、也是革命后代的刘清林的呼吁下，武安市民政局拨专款在村东一块高地上建设了“孤的山战役烈士公墓”，时任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孙绍聘还专程前来为公墓揭碑。
如今一东一西两座烈士陵园隔林相望，像悄悄地诉说着战争的惨烈、战斗的激情、革命的豪迈。默默地鼓励着柏林的子孙们珍惜今天的好日子，努力创造新世界。
独胆英雄多
战争年代，柏林村人民作为一个英雄群体汇入浩浩荡荡的正义之师，他们的壮举令人惊叹。除此之外，孤胆英雄的机智、勇敢和草根化、戏剧性的杀敌擒匪事迹更具情趣和质感。
1940年农历腊月，村民李正昌和刘凡所到敌占区武安县城采买年货，在某炮楼附近遇到一个执勤的日本哨兵，要搜查他们的身体。当那名哨兵搜摸李正昌的下身时，肩上扛着一捆葱的李正昌怒不可遏，趁敌不备，挥起拳头，对准敌哨兵的太阳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泰山压顶般击了下去。敌哨兵还没反应过来，就应声倒地。李正昌趁机夺过枪支，抡起枪托又朝哨兵的脑盖砸去。刘李两人见敌已死，提上缴获的步枪，飞步跑离现场。李正昌杀敌夺枪，威名大振，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柏林村自卫大队指导员。
1943年某一天，日军从县城出发到柏林扫荡，目标是摧毁抗日县政府机关，但扑了空。日军撤离时，一名士兵落在后头。村民裴洪珍平时连一只鸡也不曾杀过，毫无擒拿格斗经验，但他一心杀敌，瞅准了机会，从地上捡起一个石块，照着孤敌就溜了出去。砸中了日军的腿。裴洪珍见敌跌倒，奋不顾身，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夺下敌人手中的枪。揪住敌人就往水窖里塞。但因水窖口子太小，把敌人的头塞进去了，身子却怎么用力也塞不进去。这时，大队日军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一人，立即返回寻找。裴洪珍见敌军涌来，撒腿就跑，顺着街中的过道跑进一处民房，钻进村民备煤的炕洞里。日军穷追不舍，追到民房，用点着的火把往炕洞里照射，因裴洪珍躲在煤堆后面，敌人没有发现，敌人于是就搬来谷草，堆在洞口，用火把点燃，妄图把裴洪珍熏出来。但裴洪珍咬紧牙关，强忍着呛人的烟气，就是不出声，也不出来。敌人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就悻悻地离开了。待日军走后，被熏了个半死的裴洪珍才从洞里爬出来，将所夺枪支交给了组织，受到嘉奖。
像这样孤胆英雄令人惊诧的壮举，在柏林村还有很多。在许许多多战斗故事中，最有意义的还数段甫田活捉东陵大盗孙殿英。
1947年春，刘邓大军发起了著名的豫北战役。柏林籍八路军某部排长段甫田，率领他的战友们冲锋在最前线，冲杀在枪林弹雨中，步步突进，孤军深入，直接冲进了国民党新五军设在汤阴岳王庙里的司令部，活捉了新五军军长孙殿英，荣立一等功。家乡人民闻讯后，特意制作了“人民功臣”的匾额，敲锣打鼓地送到段甫田家中。
徜徉在柏林烈士纪念堂，一次又一次端详着战争年代的旧物，我们的脸上只有凝重，我们的心中只有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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