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雯《飞鸟和池鱼》：兼具理性的客观叙述和忧郁的个人风格

小说，像人的气质那样千变万化，它们越是成功地表现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心灵，它们就越成功。但对独特心灵的成功表现，永远是小说家的难题，也是他们永无止境的艺术追求。从人物心灵的品质和表现的艺术层面观之，张惠雯的短篇小说集《飞鸟和池鱼》是成功的。

可以说，《飞鸟和池鱼》似一册被摩挲过无数遍而透出温润光泽的地图集；一旦被翻开，它便透射出来自悬崖或深渊的冷气和幽光，令人眩晕。这说明，小说家有着独特而优秀的小说家气质。而当一篇篇杂糅着哀伤与温暖、自由与束缚、平庸与绝望的故事，共同组构出中原大地上小人物的心灵史图时，张惠雯的写作就暗中涌动着书写地方史的企图。

早在2018年，张惠雯就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在南方》。张惠雯精湛解剖了美国南方华人移民群体的心灵秘史。时隔几年之后，当张惠雯深度细描中原大地时，她无疑具备了在地—异域的双重视角。在凝视中原大地小人物心灵深渊时，更清晰、更宽阔的世界视野和参差对照的审美观念便成为张惠雯写作的基本素养。与《在南方》相比，《飞鸟和池鱼》的特色鲜明地表现为，叙述者以还乡者的心态与视角，或采用回溯式结构让记忆与现实对照，或客观地观察中原大地上匍匐、攒动着的小人物群体，从而描绘出一帧帧在庸俗不堪的生活泥淖中日渐窒息的灵魂肖像。作为开篇的短篇小说，《飞鸟和池鱼》无疑具有人生总体隐喻的意义结构：白云如翩然飞翔的飞鸟，自在而舒展；而广场中央的池鱼，“总是反复被人弄死，或者自己在污秽的环境中死去”，一批又一批“注定死去的、孤独的鱼”；飞鸟与池鱼是对生命自由与受缚的两极隐喻。对“池鱼”般生命个体心灵世界的探寻，自然汇入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关于个体解放和自由的宏大旋律中。

或许，张惠雯小说形式上的纠缠——兼具理性节制的客观叙述和忧郁的个人抒情风格——是生成自由与受缚意义结构的深层法则。客观、节制，是叙述的减法，而回忆、抒情，却是加法。二者的交错、回旋，仿佛站在悬崖边上跳芭蕾，冷静、精准到极致，却无不惊心动魄，惊涛暗涌。

《飞鸟和池鱼》中，时刻处于理性警觉状态并不时透露出绝望感的“我”和始终徘徊在疯狂与理智边缘的“母亲”构成叙述的内在动力，烦与不舍、挣脱与留念、疯狂和清醒，回旋成俗世生活的旋涡。《寻找少红》和《街头小景》更集中于对底层人物生命状态的审视。在《寻找少红》中，高中生“我”以旁观者的视角回忆“二爷”的一生，年轻时力大无穷、任劳任怨的憨厚“二爷”和瘫痪后无人照料、凄凉死去的“二爷”形成鲜明对照，亲人的刻薄寡恩和“我”对“二爷”的同情形成冷热的情感对比。“二爷”对爱和温暖的渴望，始终未得到成人的关注与垂怜。小说对“二爷”内心世界的留白，充分体现出冰山理论中的节制美学。默然存在又消逝的“二爷”，仿佛海面下巨大的冰体，兀自沉浮，化为无形。

《街头小景》的叙述者“我”，作为还乡者，一面自嘲自己的“多余而又无用”，“就像契诃夫小说里描述的一百年多年前的人，从彼得堡或是莫斯科回到自己外省小城的家乡，对一切陋习不满，变得愤世嫉俗起来”；一面又极力敦促110救治冻僵的流浪汉。与之相对的是，叙述者又在冷静地观察看客们冷漠的对话和反应，默默审视着故乡人的精神病症。外冷与内热的对照写法，颇有鲁迅《祝福》的叙述效果，甚至连结尾对雪景的反讽描写都有些相似：“从那里望出去，雪还在下，没有将停的迹象。天空灰沉沉的，但地面上的一切都变白了，街道、屋顶、路边的赤裸的树杈……往日灰暗、脏乱的城市因为覆盖着雪而显得洁白、崭新、安静。街灯亮起来，又给这洁净安宁涂上一层晶莹的光泽。雪一下，仿佛一切重来了一遍，仿佛一个新世界会在悄无声息中降临，污秽将被洗去，丑陋将被掩埋……人心里又生出那种不可理喻的希冀来，尽管它如雪花般渺茫、毫无着落，下一秒钟便会飘散得无影无踪。”张惠雯的还乡者小说悄然接上了鲁迅的故乡叙述传统，这分明召唤出这样一个命题：21世纪，大地仍然回荡着罪和救赎的遗响。

张惠雯的理性和节制，更多是对契诃夫的客观叙述和亨利·詹姆斯的心理现实主义两种叙述传统的继承和融合。然而，除了理性的光亮穿透纸背，张惠雯的还乡小说还笼罩着忧郁的抒情氛围。她的小说具有诗一样的质感，把每一个小人物的心灵谱写成一首首纠缠着感伤、温暖和缠绵的抒情曲调。这无疑是张惠雯个人才华的突出表现。《昨天》《良夜》《涟漪》《天使》等篇什，无不充满还乡者/重返者敏锐的感觉，今昔之比产生的陌生感、恍惚感和惋惜之情，夹杂着绵密而不乏温馨和苦涩的回忆，酝酿出一缕缕淡淡的忧伤。这缕忧伤是埋藏在成年人内心深处永不停歇的歌，是对青春、浪漫、自由与天真的追怀与伤悼，也是平庸现实泡出来的最酽的苦茶。这是《飞鸟和池鱼》这部短篇小说集最动人心弦的地方。

张惠雯的小说是值得期待的。她是这个时代中原大地的还乡者、理性的审视者与忧郁的抒情诗人。也许，她的下一部小说，会是一部更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地方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