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大典辑校》:整理典志 嘉惠学林

  • 2022-01-21 10:24:38
  • 光明日报

元朝在统一且多民族的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一个民族迁徙、冲撞,文化交流、融合的大时代。历来治史者难,治元史者更难,原因在于涉及大量的汉文、藏文、蒙文史料,除了常见的一些基本史料外,不少珍贵的元代文献未得到有效的整理和翻译,给元史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经世大典》是元文宗时,赵世延、虞集等“参斟唐宋会要之体,荟萃国朝故实之文”,仿效六典之制修纂的元代第一部大型通制性政书。它分类记载了元初至文宗朝的帝王谱系、诏训、职官、礼乐、经济、军事、外交、法律、匠作等典章制度,总结了元朝建立以来典制的更替演变,是元代典制之集大成者。再加上,《经世大典》乃当朝人修当朝史,史料多来自官方原始档案,史料可靠性、真实性较《元史》等书为高。《元史》各志基本上是从《经世大典》摘录编纂而成,《元史》的一些传记也可能出自大典。因此,大典是考校元代文献的最基本史料,对元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周少川教授穷尽20年之功,广搜史料、详加考据,与合作者一起整理而成的《经世大典辑校》,实为元史研究的又一新贡献。

首先,《经世大典辑校》对深入研究元代政治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理意义。元代政治史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就是元朝统治的合理性、重要的政治事件、重要的政治人物。《经世大典辑校》在这几个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史料支撑。如其君事四典(帝号、帝训、帝制、帝系)以正统为核心,用清晰的脉络,较好呈现了元朝统治合理性的存在。元朝统治的合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元代继承汉魏、唐宋是否合理;二是元文宗继位是否合理。盛世修典是为了彰显元代的天命与繁盛,编纂者大谈“于皇有元,应天顺人”“纂成天绪”等思想,认为元朝亡宋灭金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同时又贬低汉魏唐宋,赞扬元代的文治武功,肯定元朝统治的合理性、繁盛性。另一方面,编纂者在帝号、帝训、帝制、帝系的排序中,将元代帝王史以文献形式作较完整的呈现,表现对元代帝王的正统认知。其中,将文宗帝位的继承合法化,乃《经世大典》编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研究上,蒙古帝国、世祖至文宗诸朝的诸多重要政治事件在《经世大典》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其次,《经世大典辑校》是研究元代制度史的史料宝库。臣事六典(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为全书之重,以时间为序,记载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经济制度、礼制、军制、匠作制等,对元朝百年的典章制度进行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是研究元代制度史最为系统、最为完备的史料宝库。

现存大典序录的《治典·官制》述及元代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11个中央机构的名称,以及行省、行枢密院等6个地方机构的名称。诸如元代官员俸禄、升迁、换届、养廉分例等具体记载在大典中皆有反映,可以说是研究元代官制的重要史料。

又如《治典·官制》《赋典·职制》《赋典·仓库》等有较多关于元代府仓、常平仓等的记载,是研究元代仓库的重要史料。《政典·征伐》《礼典·朝贡》等还有元代与日本、高丽、安南等国家外交、经济制度的史料,《元史·外夷传》中记载多采择自此。辑校本针对原有史料,在《通制条格》《宪台通纪》《南台备要》《秘书监志》《元典章》《元史》,以及晚近发现的黑水城文书和《至正条格》等所载同源史料基础上,严谨考据,仔细排比,对臣事六典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为研究元代制度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其三,《经世大典辑校》是元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和见证。

元代疆域辽阔,文化多样,兼容并包,是中国历史上中外关系交流的繁盛时期。在“四海为家”“通问结好”“薄海内外亲如一家”思想的指导下,元代对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国家派遣使节,开展一系列积极的外交活动。这些重要外交活动在《经世大典》中多有记载。如《经世大典·政典·征伐》记载,元军曾推动了高丽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此外,元朝还曾将先进的《授时历》颁发给高丽、安南等国。在贸易往来上,元朝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开放泉州、上海、温州、庆元、广东、杭州临海诸郡,与番国往复互易舶货。这些重要的中外关系史料在《经世大典》中都有记载。

其四,《经世大典辑校》是研究元代文化思想史的重要文献。

《经世大典》是元代“大一统”思想呈现的最佳载体。元朝的建立,颠覆了汉民族一统天下的局面,传统的“夷夏”思想受到了挑战。如何阐述蒙古入主中原,巩固传统“大一统”思想是元代十分现实而重要的课题。《经世大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官方对大一统思想的解读。即元朝由于国家统一,经济得以发展,人口繁衍日盛,上视汉唐极盛之数。元朝文治武功远超前代,统治者认为有资格号令天下,一统江山,其核心思想就是宣扬和主张有德者有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反对以是否是汉民族一统天下来评判政权的合法性,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的新的阐述和解读。

《经世大典》是元代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唐代杜佑《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他开创的通史性制度史编撰备受后人好评和关注。此后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又将杜佑的典制史记载继续连接。典制体史书记载了国家制度建设、疆域、边防、兵制,以及和民生日用密切相关的农桑、田赋、水利、盐茶等等,因此是最关乎致用的史书体裁。蒙古政权在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后,吸收了中原汉文化的进步内涵,在国家制度和法规建设上不断发展丰富。《经世大典》要将元朝已有的制度建设以史书的形式总结下来,以为当世所用或为后世参考。因此,《经世大典》是经世致用思想在元代史学的最佳注解。《经世大典》史料多来自政府的原始档案,可靠程度高,又贯通了自杜佑、郑樵、马端临之后的典章制度记载,将典章制度史的编纂在元代史学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

最后,《经世大典辑校》是元代文献整理的一个典范。自元代苏天爵《元文类》和明代《永乐大典》,就已有对《经世大典》的抄录;大典亡佚后,清代又有一些学者进行了部分辑佚。这些辑录、辑佚成果为《经世大典》全本的辑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然而也留下不少值得考证和纠谬补缺的空间。

在前人的基础上,《经世大典辑校》通过广稽博考元明清的各种文献,基本上收齐了现存的大典佚文,为学界提供了较为全面、可以依信的大典辑本。在此基础上,编者对佚文进行细致考察,确定辑录次序和取舍标准,从史源学角度保证了辑本内容的真实性。此外,通过恢复大典的类目框架体系,并将佚文准确地编排归位,尽可能地接近大典的原貌,以达到辑佚的真正目的。更可贵的是,编者通过认真的标点分段,疏通了大典晦涩难懂的元代白话文和吏牍体文句,给学者研究和大众阅读提供了方便,是为最佳,可谓是元代文献整理的又一个典范。

总的来说,《经世大典辑校》是研究元代政治史、制度史、中外关系史和文化思想史的一个新的重要史料宝库,它的问世足以填补元代史籍整理的一项空白,嘉惠学林,更能为新时期的传统文化研究增光添彩。(作者:曹刚华,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编辑: 邢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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