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古战道
相关小说加深了人们对杨六郎的印象。
地道内的迷魂洞。
宋辽古地道今日入口处
■统筹/执笔 本报记者 刘学斤
杨业和杨延昭代表的杨家将故事，在中国北方流传很广。元朝时，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已创作出《孟良盗骨》，另有无名氏的杂剧《八大王开诏救忠臣》《杨六郎调兵破天阵》，明清时则有《三关记》《昊天塔》等杂剧传奇。
杨家将故事流传很广的重要原因，又跟明朝无名氏撰写的两部小说有关。《杨家将传》有“杨郡马领镇三关”“杨六使明下三关”等章节。在《杨家府演义》，类似内容则有“六郎三关宴诸将”“杨六郎私下三关”“六郎明下三关”。
新中国成立后，京剧史家陶君起统计，跟杨家有关的戏曲剧目有《佘赛花》《铁旗阵》《瓦桥关》《金沙滩》《五台山》《李陵碑》《潘杨讼》《杨排风》《四郎探母》《穆柯寨》《辕门斩子》《天门阵》《破洪州》《雁门关》《太君辞朝》《状元媒》《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等近四十出。京剧之外，还有评剧《杨八姐游春》、老调《忠烈千秋》……
雄安及相邻地区的古战道是杨六郎即杨延昭主持修建，这在当地民间是一种流行说法。一些学者也沿袭这种说法。
古战道真是杨延昭建造的？不是他，又会是谁？
宋朝大文豪欧阳修撰“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称“杨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特别指出杨延昭“真宗时为莫州防御使”，杨家“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曾巩在《隆平集》也称：杨延昭“号令严明，同士卒甘苦，寒不披裘，暑不张盖，遇敌必身先，功成推其下，故人乐为用，威震异域。守边二十余年，虏情畏服，止呼曰杨六郎。其卒也，河朔之人皆望柩殒泣”。可见杨家将的故事及其影响力，当时已流布很广很大了。
综合《宋史》和相关文献，可列出杨延昭一个任职年表：
雍熙三年（986年），农历七月，杨业战死。杨延昭29岁，以崇仪副使出知景州。
咸平元年（998年），任江淮南都巡检使。改崇仪使知定远军，治东光。
咸平二年（999年），徙保州缘边都巡检使。保州、广信、安肃军自五代以来别领兵万人，号缘边都巡检司。有冰冻遂城之举。
咸平三年（1000年），莫州刺史。
咸平四年（1001年），莫州团练使。
咸平六年（1003年），保州威虏静戎军沿边都巡检使。
景德二年（1005年）后，保州知州，保州防御使，高阳关副都部署。高阳关属顺安军，与瓦桥关、益津关互相联络，“而高阳关实为根本，控扼幽蓟，戍守特重”。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春正月，卒。年五十七岁。
杨延昭主要活跃于宋真宗赵恒在位期间。从这个时间表，找不出宋辽交战期间，也就是澶渊之盟达成之前，他在霸州、雄州的活动轨迹。
雄州知州何承矩和他的继任者李允则，在宋朝是知名人物，赢得了像沈括、苏轼苏辙兄弟等名士的尊重，在后世，尤其在民间，却远没有杨延昭知名，两人几乎淹没于浩瀚的历史之海。
李允则足智多谋，手段灵活，建造地道这样的点子他是能想出来的。李允则守雄州，朝廷无北顾之忧，这是同时代人的共识，也是后世的共识。“老李威名八十年，壁间精悍见遗颜”，苏轼用这样的诗句赞美李允则。但李允则在宋辽通好后才到雄州上任，所以又可以不论，因为，两国通好之后，以白沟为界河，宋人在白沟以北建造地道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宋人建成这样一条地道，一定在建隆元年（960年）到景德元年（1004年）的三四十年间。
在《宋史》中，杨延昭的传附于其父杨业的传后，何承矩的传记附于其父何继筠的传后。何承矩成名很早，端拱元年（988年），辽人南侵，他写了一篇意见书，提对策，述方略，赢得宋太宗赵光义赞赏，由此知名于朝廷，随后受命，为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自此与河北结下不解之缘，奋斗于此，奉献于此。
下面是何承矩任雄州知州后的一个任职年表：
淳化五年（994年），知雄州。
至道元年（995年），在雄州大败契丹。
咸平五年（1002年），雄州知州，兼领制置屯田使。
景德元年（1004年），赴澶州。
景德二年（1005年），复知雄州。
景德三年（1006年），雄州团练使。
从这个年表，会发现何承矩参与修建边关地道的可能性比杨延昭要大。
难道据此可认定战道是何承矩建造吗？
宋辽之间的间谍战是有传统的。
据范镇《东斋记事》：宋太祖时，敌人情状，山川道路，罔不备见而周知之。
宋人王明清《挥麈录》记载：太祖令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容一骑，至真宗朝，以为使臣每岁往来之路，岁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络翳塞……
宋辽使臣当年走的这条路，就是今天从雄县经赵北口到任丘的路，雄县城南这段“御路”，在曾经六下江南的清朝乾隆皇帝弘历笔下，又叫万柳堤。弘历看到的柳，已非宋柳，那么可能是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大水后为固堤岸植的柳吗？如果是，亦有二百多年了。
从王明清的记载，可洞见宋太祖赵匡胤当年对雄州是何等重视，重视到雄州种什么树都要经他同意。那么，倘若设计建造边关地道，关系到整个王朝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命脉，此等重大工程，他能不亲自抓？
雄州一带，地道用于军事行动是有先例的，“掘地为道，穿穴其楼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达半，便烧所施之柱，楼辄倾倒，稍至中京”……东汉末年，袁绍攻破公孙瓒的易京城，最后用的就是此法。这段历史宋朝人，尤其驻守雄州的宋朝官员，应该不陌生，他们从中应该会受到启发。
然而，大规模的作战必定投入大量兵力。这些兵力不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同一支部队，他们需要统一的指挥。
雄州知州管不了霸州的事情，只能管雄州的事情。所以，这些地道，倘若用于军事，又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一州一县是不可能独立完成的。当时作为国家秘密工程，它们应该有统一的设计、规划和部署，当初没有，后来一定有的。负责此事的这个人，职务和级别一定高于知州，掌握或被赋予了特权。
谁有这样的能力和权力？如真有这样一个人，亦只能在景德元年之前找。
会是杨延昭吗？
会是何承矩吗？
会是李允则吗？
以他们的职位，行动轨迹，不可能。他们可能只是这项工程的一个参与者、一个具体执行者、一个不知全情的知情者。
那么，幕后操纵这个秘密工程的真是皇帝本人？
倘若不是宋神宗赵恒——彼时他还太年轻，那么，会是宋太祖赵匡胤还是宋太宗赵光义？(本版照片均为刘学斤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续资治通鉴，岳麓书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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