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述虞 (1893-1981)原名夏舜卿,曾化名夏孚云。安新县圈头村人。家境殷实,父母节俭为本、耕读传家,生有四子,述虞为次。四兄弟都入私塾读书,唯有述虞聪颖好学,各门功课都很优异,颇受师长重视,父亲也对他倍加怜爱,希望他学有所成,立业兴家。述虞性格比较内向,一向不善言表,课余很少随兄弟们出门玩耍,总是独自在家温习功课,严寒酷暑从不间断,有时秉烛达旦。能熟背《百家姓》《千字文》,通晓《论语》《孟子》之道。民国2年(1913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保定育德中学,从此,他走出白洋淀孤村水寨,踏上人生旅途的第一站。
育德中学改变了夏述虞的人生道路,为他成长为国家优秀人才奠定了基础。当时的育德中学是一所全国闻名学校,与天津南开中学齐名并称,校内已成立中国同盟会河北分会。郝仲青、陈幼云两任校长均为同盟会领导人,主张科学救国,推行民主科学,经常向学生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讲解科学救国之道。这种新思潮新观念使夏述虞开阔了眼界,对他人生追求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开始关注国内外时局,接触一下进步学生,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他认为国家要摆脱列强欺凌,繁荣昌盛,首先要振兴教育、发展民族工业。民国5年王国光担任育德中学校长,王革新教育,在教学内容上增设实用手工课程,让学生们增强实业知识和动手能力,实现实业救国。这一办学理念得到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教育家、爱国人士的赞赏。民国6年6月蔡元培、李石曾到育德中学参观,向王国光提出在育德中学设立“留法预备班”事宜,李石曾还在学校礼堂作“留法勤工俭学之复兴及其可能”演讲,育德师生大为感动,当即就有学生要求出国深造寻找强国富民的道路。是年8月,育德中学第一期“留法预备班”正式开学、31名学生均属本校,夏述为其中之一。预备班以学习“法文工为主要科目,兼习机械原理、工艺图画、土木工程等课程。并设实习工厂,分锻工,锂工、翻砂、机械四部,每部分为四组,各部组实习内容每周更换一次,徇回轮换。预备班即将毕业时，因赴法事宜未办妥,部分学生转至由“华法教育会”开办的留法预备班一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长辛店分馆，夏述虞在此之列,入工业科学习。工业科以培养技术人员为主,实行半工半读,学生考试合格获得毕业证者,即经华法教育会介绍赴法留学,并将学习学校和做工工厂联系妥当。夏述虞在这里学习毕业后，于民国8年3月17日离开祖国,从上海乘船经香港、西贡、新加坡、苏伊士运河等地,辗转40多天抵达巴黎,开始了异国他乡的求学生活。
勤工俭学异常艰苦,为了读书和维持基本生活,留法学生们不得不到工厂、工地,农场及饭馆从事所能及的劳动,换取生活和学习费用。初到巴黎,述虞和十几位学友先在一家钢铁厂做工,翻铁砂、做机件,每天8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使他筋疲力尽,他还要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学习。晚餐后坚持学习到9点左右。民国9年下半年,夏述虞和众多留法同学遇到了严重困难。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经济陷入萧条,导致物价上涨,大批工人失业,政府对留法学生采取排斥政策,使许多学生做工无门、求学无路，甚至吃饭、住宿都难以维持。中国北洋政府不但不予帮助，反而要求将留法学生遣送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述虞与其他两位同学组成小组,互助勤工俭学,即两人工作供另一人在校读书,学习三年然后进行轮换。夏述虞在做工期间坚持自学或到夜校学习,民国13年8月考入阿尔梅兹杰工业学校学习，他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并当成现实人生追求的基石。迫切的求知欲使他保持着充沛精力，从书本到实践,广泛深入地钻研,尤其在机械制造方面掌握了一定理论和经验。述虞的顽强毅力和坚忍不拔的学风,受到中国留法同学的称赞,也赢得了所在学校师生钦佩,与不少法国同学结为挚友。毕业之际,一位教师主动给他介绍工作,且有优厚待遇,述虞婉言谢绝,民国17年1月毅然回到祖国。
民国17年的中国时局动乱,国民党各路军阀割据一方。夏述虞回国后先到天津河北工学院任教,后又转到上海从事教育工作,由于涉及不到他所学专业,非常困惑。正在彷徨之际,应西北军将领孙连仲(雄县人,冯玉祥部将)邀请奔赴大西北,试图以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冯玉祥尊重人才,委任述虞为西北兰州省立汽车修理厂厂长、陕甘汽车管理局局长、机务主任，希望他施展才华,为振兴西北工业做贡献。述虞初入陕时,就因组装两台国内罕见的拖拉机名声大振，杨虎城认为他是西北地区不可多得的技术人才,在兴办实业方面他寄予很大希望。中原大战杨虎城入主西安,任命他为17路军汽车修理厂厂长。民国22年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夏述虞又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交通处长,成为杨虎城的重要幕僚。
民国25年“西安事变”前夕,夏述虞任西安交通委员会副主任,在杨虎城受命下负责当时西安交通运输,管理西安市区内汽车、火车和飞机等重要工作,全权担任事变中安全保卫。按照杨虎城指示,他曾两次西安易俗社剧场负责接待随蒋军政要员。周恩来应张、杨邀请,代表中国共产党赴西安解决事变问题,夏述虞随要员到机场迎接。述虞与周恩来在留法勤工俭学时相识,敬仰周恩来为人,拥护其革命主张。特别时期相逢倍感亲切,因此对周恩来的安全格外注意。据时任陕西空军指挥官张有谷《西安事变时的空军动态》回忆录中记述:“关于周恩来到西安,我不知道详细情况。因为夏厂长和周在法国相识,夏在西安西城南面有一所房子,还挖了一个地下室,可能是给周预备的。夏曾特意邀我去看那个地下室能否抗百磅炸弹爆炸。可是他自己住在新城南面,什么也没有准备。”“事变”发生早晨,述虞曾率兵寻找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夫妇。他亲历了“事变”整个过程。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在蒋介石威逼下被迫出国考察。为了保住苦心经营的产业,以便考察归来重整旗鼓干一番事业,杨虎城暗使幕僚韩维熙、窦荫三和夏述虞与胡宗南交涉,将17路军汽车修理厂改为私营,最大程度地保全实力,避免卷入战火。杨虎城临行前把夏述虞等负责人召集在一起,鼓励一定要办好工厂,并将修理厂全部资金交付于述虞。由于杨虎城将军的信任和支持,他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一面致力于工厂建设和经营,一面管理学校教学工作,全身心投入他钟爱的事业。在工厂管理上制订了规章制度,要求工人和技术人员严格执行,并且奖惩分明。成绩突出者免费进职业学校深造，玩忽职守或行为不羁者严加惩处。有一次,他的侄子在厂内开车失控撞倒柏树,被罚关禁闭3天。夏述虞还特别注重工人技术和文化培养,采取师傅带徒弟、包教包会、定期考试的方法,提高技术和文化水平。他经常深入到车间言传身教,解决技术难题。每周为工人上两次武术课和文化课,以强身健体,提高文化素质。他十分关心工人的生活,总是到伙房了解工人们伙食情况,对困难工人给予帮助,还经常深夜查看宿舍,严格管束工人不良行为。在他精心管理下,西京机械修造厂工人整体素质得到很大提高,承修业务和机件生产明显增加,月产活塞、活塞环、气门可供80辆汽车之用,在西北地区多家同行中遥遥领先,夏述长也因此成为实业界知名人士。
民国26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陕西成为抗战大后方。军用品和生活用品运输繁忙,汽车用量大幅增加,由于国内机械行业人才匮乏,汽车组装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是年夏天,述虞在西安创办西北高级职业学校,并任校长。为躲避日军空袭,他决定在宝鸡西部山区的双石铺开设分校(抗争胜利后学校迁回西安,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归属兰州军区后勤部)。夏述虞坚持“勤以工作,俭以求学”办学方针,采取半工半读的途径,学以致用,使学校与工厂,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学生在校期间,既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又学到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烽火中,他坚守教育救国、实业安邦的信念,兴办民族工业,培育技术人才(许多人成为解放初期西北机械修造和汽车制造的骨干,不乏厂长和工程师)。民国27年夏天,述虞得知陕甘宁地下党组织重要干部杨铭功(夏的留法同学)处境危险,他毅然将杨掩护到工厂里,西北绥靖公署得知后派稽查队抓人,但畏于夏述虞声威不敢进厂搜捕。后当局打电话通知要人,夏回答强硬,声称厂无此人,并以性命担保。这天深夜述虞亲自驱车送杨至双石铺,将其安置在学校任教,使杨铭功摆脱了危险。此后,夏述虞还帮助不少革命志士奔赴延安,其中有天津市中共地下党干部杨慧兰及兄弟杨俊义,他还筹集一箱短缺药品让杨俊义兄妹带到延安。为支持共产党工作,西京机械修造厂在夏授意下,还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修理汽车,加工机械零部件等。民国28年,原育德中学校长郝仲青去重庆路过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伍云甫设宴招待时,夏述虞等作陪。
民国35年8月，夏述虞奉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到上海接管中法工学院。上任后，在中法工学院基础上创办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今华东工学院），任校长，并兼任西安工厂和学校之职，一些重大事务仍由他决定。他沿用在西安的办学方式,在学校设实习工厂,使学生学、用相结合，收到良好效果。在校管理方面,他调整了作息时间,完善了规章制度,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早晨军号一吹响,他提前站在操场上,观察学生早操,还经常加入学生队列中,有时站在一旁吹哨子、喊口令。他非常重视教学方法,在第一学年中他一周至少听课一次,发现问题及时与教师沟通,共同探讨更好的改进。晚自习后他还要查宿舍,要求学生遵守作息时间,对一些夜不归宿的学生严厉批评。有一次熄灯号后,述虞发现一个宿舍还亮着灯,他径直进门正要责问,见一个学生背着挎包站在床前,满脸疲惫。原来这学生母亲病重,得到老师准许回家看望,才刚刚进门。了解情况后述虞语气变得缓和起来,一番安慰后才离开宿舍,让这位学生和同学们非常感动。在上海高级机械制造学校前期,夏述虞一直住校,与师生朝夕相处,给师生留下深刻印象,在他们心中夏述虞既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校长,又像一位普通的教师和学生。他每天很晚才休息,除校务工作外关注时局变化,心系国家前途命运。
民国38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高级机械制造职业学校被接管,夏述虞由校长降为实习工厂教员。后经杨铭功等向上级反映,上海市委调查研究后认为,夏在抗争时期对共产党有一定贡献,政治上应予保护，并且根据他的要求为其重新安排工作。1951年夏述虞到上海法商水电公司担任工程师，他拥护共产党领导,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很好地完成组织交与一切任务,为建设新上海默默出力。根据他的表现,上海市原副市长金仲华要发展他加入九三学社,作为民主党人士参政议政,但由于种种原因终究未能参加。1958年5月他因身体情况离开工作岗位,退休居于上海。
夏述虞一生执着事业,淡泊名利。与冯玉祥、杨虎城、胡宗南、孙连仲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颇有交往。胡宗南曾长期住在夏述虞在西安自建宅院,胡多次表示种种好处作为回报,但他从未所动,举家搬进西京机械修造厂家属宿舍,全身心投人建厂办学。任国立上海高级机械制造职业学校校长后,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孙连仲请他任河北省少将参谋,他以工作繁忙实在难以脱身为由,婉言谢绝。之后,孙连仲有意和夏述虞结为儿女亲家,并托人提及,但夏述虞以“尊重晚辈之择”为辞,婉言谢绝。新中国成立初,他与华东工业部长杨铭功、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过从甚密,但他从不借此追名逐利、显赫身价。夏述虞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饮食、穿着都极为简单朴素,生活严谨,多年晚睡早起养成习惯。一生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真正做到富贵不淫。对吸食鸦片者尤为痛恨,连自己的父亲也不放过,先后两次送父亲到医院戒毒。他对家人要求甚严,教育儿女要以“勤俭求实”为座右铭,为人要坦诚,不能损人利己,凡事“多思多想,少说多干”、做人表率。由于他严于律己,他在社会上有享有很高威望,即使受过他处分的学生都从内心敬畏,与同事相处和睦,群众关系很好。晚年仍关心社会主义建设,经常看报、听广播,为各条战线取得新成就而喜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曾遭受江青反革命集团极“左”路线迫害,经受多次抄家,被隔离审查长达两年有余。1978年12月23日,上海电车三厂为其平反,恢复名誉。1981年3月在上海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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