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法政学堂1906年创办，是中国最早的政法学校。经历了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之后，到解放初期结束为止，该校培养出大批法律、政治、经济、商学等方面的人才。在时间的巨轮不停前进的过程中，它曾六易校名：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北洋法政学堂、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河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但人们习惯上还是称之为“天津法政”。在河北区新开河上曾有一座“法政桥”，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抗战胜利后，因抗日救亡而被强行解散的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复校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因种种原因，学校在1947年秋才艰难地组建起来。天津解放后，法商学院教师与其他院校一起，在《天津日报》上发表声明，欢迎解放军，拥护共产党。1949年3月，军管会通知学校：学院撤销，经济、商学两系同学一同转入南开大学。
北洋法政学堂始建于1906年，原建筑群现仅存礼堂局部，位于天津市河北区志成道33号（部分资料标注为辅路103号大院院内）。2024年10月，旧址经修缮后正式开放，复原了李大钊求学时期的廊柱等历史细节，并设立《铁肩担道义 热血润山河——李大钊与天津主题陈列》展馆。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6)，袁世凯委任黎渊为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首任监督(即校长)，负责筹建。北洋法政学堂占地4200平方米，校舍为中西合璧的建筑，用豆青条石奠基，砖木结构，墙面是伊奥克尼古典式，校门用拱券式。北洋法政学堂于1906年12月30日启用学堂钤印，1907年8月正式招生，9月2日正式上课。最初学堂设专门科，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法律学校规制，学制6年(预科3年，本科3年)，本科分法律、政治两系，另设职、绅两班，职班为司法科，绅班为行政科，学制一年半。法政学堂的创建，是为推行北洋新政，而学科就是讲法求治。所以学堂的教师、受业学生都注重学术的研讨、关心国家的命运。从1907年创建到1937年解散，这所学校一直和进步、革命联系着，李大钊就是从这里开始了革命生涯。
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乐亭县，自幼父母双亡，由祖父抚养长大。在祖父的严格要求下，3岁开始学习启蒙书籍，6 岁入私塾，学习四书经史等儒学基本教材，接受了严格而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启蒙教育，逐步领悟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堂，是一所新式学堂，除了传统的文史课程外，还教授英语、数学和政治学等现代科目。在这里他深入地接触和了解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使他对戊戌变法等改革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课余时间钻研这些新思想，逐渐萌发了对社会改革的关注和思考。在永平府中学堂期间，李大钊结识了革命志士蒋卫平，二人虽相处短暂，但通过讨论戊戌变法及谭嗣同的英勇事迹，让李大钊深受震撼，这段经历加速了他对改良主义和革命思想的认同。1907年李大钊毕业后，放弃了进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的机会，毅然前往天津报考新式学堂。他最终坚定了投身社会改良和革命事业的信念，选择了北洋法政学堂，迈出了他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一步。
法政学堂在近代教育史上的出现，比起其他门类的学校来，有着更为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内容与时代烙印。它不仅仅是教育制度变革的产物，同时也是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变革某一侧面的折光掠影。因此从它刚建立开始，师生们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思想活跃。作为这个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李大钊在1923年参加母校18周年校庆纪念会演讲中曾说过这样的话：“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所以我校在政治运动史上很是重要。”
据李大钊生前回忆说，当时天津有三所学校正在招生，一是北洋军医学校，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学堂。他不想做军医，所以没有报考北洋军医学校。他也报考了长芦银行专修所，并且也被录取，但他认为，学会理财之道，只能让自己富有，有悖于自己平素的志向，遂选择了同时录取他的北洋法政学堂，在走上革命道路前自主选择迈出了关键一步。
袁世凯之所以要办法政，是因为他认识到要实行立宪，就是需要法政人才。因此他一方面先从革新吏治入手，在其治下先后设置了考验处、课吏馆、幕僚学堂、吏胥学堂，并培训在职与后补的官、幕、佐乃至佐杂人员，扩大他自己的政治实力。另一方面，为了能让更多的官吏清楚地认识新政，他还派遣官绅赴日本考察学习，设立宪政研究会，并以天津为试点，创办自治局、议事会，设立自治研究所，以吸收阅历较多、德高望重的士绅入所听讲。这就是后来的北洋法政学堂之所以设有简易速成科的“职班”与“绅班”的由来。为了试办正规的法政学堂，以造就佐理新政的人才，袁世凯早在保定就创办了一所直隶法政学堂，并扩大招收名额，吸取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安徽乃至东三省的学子入校学习，借以扩大其政治影响。但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所限，保定不如北洋大臣驻扎地的军政中心天津在政治上的感召力强，而且该学堂所定预科半年、正科一年半的两年修业期限，也很难达到造就法政通才的教育目的。因此，他不得不另起炉灶，参考派赴日本考察的阎凤阁(后来的直隶省议会议长)、梁志宸(后来的直隶省议会副议长)等人提出的意见，仿照日本法政学堂定制，在天津另行筹办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法政学堂。虽然北洋法政学堂是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任内最后兴办的一所学校，而且比其他专业学校晚很多(比如1902年恢复上课的北洋医学堂、1903年开课的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巡警学堂等)，但它是国内创办最早的法政专门学校，并曾被指定为全国各省同类学校的表率和样板。清政府为了试行创设法政学堂，曾于1906年7月起由学部颁布奏定的《北洋法政学堂章程》，通咨各省照办。
北洋法政学堂“根据奏定分科大学堂章程，教授高等法律、政治、理财等专门学术，以造就完全政法通材为主旨”。北洋法政学堂分预科、正科各三年，共修六年毕业。预科就是进入正科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梯，每年招考生200名，必须在16岁以上25岁以下，要求文理通顺、曾读经史、略具普通知识。北洋法政学堂入学考试时必考科目为国文、经义、史论各一篇，并且要求考生还要经过日、英、德、法各国语言的考试以及数学笔算考试。由于当时中国对近代新学了解得不多，外语和数学要求就相对较低了，对于那些没有学过外语和数学的学生，这两项成了选考科目。在预科三年学习结束后，经过考试，将会发给毕业证书，如果想要继续深造，则可继续进入正科学习。正科分政治和法律两门课程，由学生入学之初自由认定。政治科自第二年起，再分成政治与经济两专攻科，法律科至第三年分本国法和国际法两专攻科。三年学习完毕后，除考试已经学完的课目外，还要写一篇自由设题的论文，每篇论文必须在万字以上，并且作为毕业成绩之一。如果考试全部及格，将发给毕业证，不但给一定的“奖学金”，而且还会得到相应的功名。
1907年暑假后，李大钊进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学习。在校期间，他不仅刻苦学习课程内容，还如饥似渴地研读《社会契约论》等西方民主和法治理论著作。这些书籍让他对“民主政体”“君主政体”等现代国家观念有了初步认识，并开始关注宪法与民主政治，这为他日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李大钊身处天津这个北方政治运动中心，亲身感受到时局的急剧变化。1910年，他积极参与了天津学生发起的第四次立宪请愿，被推选为北洋法政学堂的学生代表之一。在请愿活动中，学生们的壮烈表现深深地震撼了李大钊，尽管请愿运动最终失败，但这场运动让他看清了清政府虚假的立宪本质，坚定了他对专制的反抗和革命的信念。
李大钊于1913年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到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6月，李大钊离开日本回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引起李大钊极大关注。经过深入观察分析，他认定此次革命将代表世界新潮流，能够真正挽救中国命运。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赤旗飘飘；又先后写下《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批理论文章，倾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天津城市地位十分重要，又是其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起点，更成为他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当时李大钊已就聘于北京大学，但他始终关注天津，经常到天津开展工作，并指导了天津党团组织的创建。李大钊曾于1916年12月和1917年6月先后两次来津参加母校活动，第二次来津时在东马路青年会礼堂作了演讲，受到爱国青年的热烈欢迎。
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张太雷建立了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当时在天津工作的党员人数较少，李大钊等人多次来天津指导工作，帮助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9月11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教员于树德、安体诚创办了天津第一所工人学校——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学校在推动天津工人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天津工人运动的一道曙光。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闭幕后，李大钊指示参加大会的北方代表于方舟、江浩、李锡九等陆续返津，在组建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掩护下，秘密进行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组织的筹建工作。
1924年9月，天津全体共产党员在普爱里举行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选举于方舟为天津地委委员长，江浩为组织部主任，李锡九为宣传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第一个领导机构及正式党组织诞生了。1926年2月，李大钊来天津出席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不久，又于3月14日来津之时参加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他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伟大功绩及其倡导的国民革命的主张。这是李大钊最后一次到天津。
1928年6月，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改名为河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29年国民政府试行大学区制，学校改隶北平大学区；3月，学校改称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原有各科改称学系；同年8月，学校升为大学，添设大学部，并且开始招收女生。至此，北洋法政学堂完成了由学堂到大学的转变，从“北洋”、“直隶”再到“河北”专科，共延续了27年。在这段时间里，该校毕业的学生中出现了许多资深望重的法律、政经、商学的名流专家，被称为“中国第一个会计师”的谢霖、“觉悟社”的潘世纶、东渡时周恩来曾赋诗为之送别的张鸿鹄等人都是该校的学生。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继续保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优良传统，学校用人也很少门户之见。从上世纪30年代初，共产党员、法学专家张友渔同志即曾应聘来校任教。之后，又有共产党员阮慕韩、杨秀峰、温健公、何松亭、黄松龄、闻永之（又名：闻允志）、陈志梅等人相继来校任教授、秘书、主任等职。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全校学生思想倾向进步，政治空气非常浓厚，使该校成为天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一二·九”运动中，朱纪章、庄金林曾参加组织领导天津市学联、全国学联工作，阮务德、王民生、王守先在后来的抗日斗争中英勇牺牲。由于在抗日斗争中该校总是冲在最前面，1937年2月，河北省立法政商学院被强行武装解散。抗战胜利后，因抗日救亡而被强行解散的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复校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因种种原因，学校在1947年秋才艰难地组建起来。天津解放后，法商学院教师与其他院校一起，在《天津日报》上发表声明，欢迎解放军，拥护共产党。1949年3月，军管会通知学校：学院撤销，经济、商学两系同学一同转入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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