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清末晋商所建的青砖绿瓦的四合院当铺，是直隶省立第九师范学校成立时最初校址，是泊镇商会所在地，是日军占领下的宪兵司令部，是抗战胜利后原国民党交河县党部，是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局领导敌占城市进行地下斗争的首脑机关，是连接北平天津等华北城市与西柏坡的桥梁和纽带。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旧址，位于泊头市胜利街北头，总占地面积920平方米。
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的前身是1941年1月成立的中共晋察冀分局的城市工作委员会，由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刘仁同志负责。1944年秋改为城市工作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1948年随着国内局势的基本明朗，党中央决定将晋冀鲁豫中央局与晋察冀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原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改为华北局城工部，由具有多年白区斗争经验的刘仁任部长，地址选在临近平津并已解放的泊头市。从1941年1月至1948年12月，城工部前后共转移了13处驻地，而华北局城工部泊头旧址是最后一个驻地，也是唯一保存比较完好的旧址。上海局领导的南系学委是指抗战胜利后，原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就读的一批地下党员，随学校回迁来到北平，分别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大继续上学，还有一些人到天津南开大学。他们在组织上仍由南方局后为上海局城工部领导称为南系学委。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在进行淮海战役的同时，在华北发起平津战役。为此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将平津两地各自独立开展工作的“南系”（中共上海局领导的平津地下组织）和“北系”（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地下平津组织）合并，统归华北局城工部领导，以配合解放北平和天津。刘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华北学运归华北局领导给上海局的指示》的精神，宣布华北局关于分别成立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北京、天津的两个委员会由华北局城工部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配合解放军解放北平、天津的各项工作。经过考察城工部部长刘仁选址泊镇作为工作地点，这里位于沧州市南40公里的津浦线上，大运河穿镇而过，水路交通方便，是连接华北、华东地区的重要通道。这里还是敌我两军的拉锯地带，便于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2月至12月，中共华北局城工部自沧县搬迁至此。这座山西风格的青砖建筑，当初被城工部相中作为机关办公用房，很大原因在于建筑的隐密性。这是一处“凹”字形的深宅，外面两层窗户，里边实际是一层。大门一关，隐蔽森严。为了保密对外挂“华北建设公司”的牌子。
华北局城工部成为对平津的地下党统一领导的机关后，为适应情况机构设置也作了调整，把原来分别管理的工作集中起来，成立了几个工作室。第一室（秘书处，包括总务、招待、交通、文书等）负责人为顾德。总务科分管机关的事务、供应工作。招待科负责招待来往“客人”。所谓“客人”是指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和投往解放区的有志青年。泊头附近的几个村和大庞、苏屯、姜桥都设有招待所，“客人”多时，一个村能住上百人左右。交通科负责领导各地交通站的工作。城工部通过设在各地的秘密交通线（中间设有若干交通站）与平津地下党联系，传送信件，护送来往人员等。一天最多时接待三、四十人。来人由交通站安排食宿，然后介绍到泊头城工部机关。1948年3月党中央迁到平山县西柏坡，向党中央供应国统区的报纸成为交通站的一项特殊任务。交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包括敌伪人员，到平津城内购买大量报刊如《大公报》、《中央日报》、《益世报》、《平明日报》、《世界知识》等。各交通站将报刊汇集到交通科，再由交通科登记整理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中央负责同志，对党中央掌握全国战局、敌人动态、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情况起了积极作用。第二室（学生室）负责人荣高棠，主要成员有李晨、孙国梁、路达。学生室的工作主要是了解国统区情况，研究敌人活动规律，总结地下学生运动的经验及问题等。在泊头期间城工部输送的青年学生多达1000人。学生室分为大学组和中学组。1948年暑期，学生室在大庞、小庞村开办了较大规模的学运骨干训练班，训练班分平津大学组和平津中学组，共约200人，历时一个月。
第三室（工人室）负责人肖明，主要成员有李珍、许平、冯冬生。工人室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安排接待来的“客人”，收集了解平津工人斗争的情况，总结经验，提出问题，向主管领导汇报。
第四室（研究室）负责人于致远。主要任务是把交通科送来的国统区的报纸杂志进行剪辑整理，对其中与城市工作有关的内容摘出，编印成简报送领导参考。
第五室（干部室）负责人陈池。1948年春夏，国统区大批青年纷纷投奔解放区，一时间到城工部来的大中学生大量增多，学生室已接待不过来，为此城工部专设一个干部室（亦称人事室），负责对来人接待、登记、分配。
第六室（包括电台、机要、化装、政治交通）。城工部电台分为与解放区通报和与北平地下电台通报两部分。与解放区内通报的单位有中共中央、华北局及其它解放区有关单位；北平地下电台是1947年2月建立的，1948年10月后，共有两部地下电台与城工部联系。机要除译电报外，还密写发往城内地下党各种指示、文件等，以及抄写地下党送来密写的信件、资料。化装专管派出人员的服装和证件。派出人员的服装要看人分衣，根据身份配备合适的衣着。政治交通来往于城工部与平津之间，他们在刘仁直接领导下完成一些特殊任务。1948年7月至11月，刘仁两次急电地下学委崔月犁，交办两项紧急任务。一交是7月，送火箭发射器专家钟林及其家属去解放区。钟林一家在地下交通的护送下，从北平到达天津，在去往泊头路上通过国民党军队设卡的闸口时，钟林夫妇安全通过后找不见保姆和小孩。政治交通员季洪苦苦寻找，最后只身闯入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在院子里巧遇小孩和保姆，将他们接了出来。另一次是11月，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和张克侠（均为我秘密党员，电影《佩剑将军》的原型）一起在台儿庄率军起义。季洪奉命在北平急速找到何基沣夫人，设法将她接出北平安全送往解放区。
第七室（统战室）负责人肖明。1948年秋成立，负责接待去解放区的上层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先后被接待、由地下党秘密送来的一批民主人士有：吴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副市长）、刘清扬、田汉（《义勇军进行曲》即《国歌》的词作者）、安娥、李公朴夫人、何基沣夫人、焦菊隐（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戏曲学校校长）、马彦祥、蓝天野（著名电影演员）等。
当时的泊头有‘华北小延安’之称，北平、天津的很多进步学生向往这里。他们冒着千难万险，穿过国统区，来到泊头。城工部设有学生室，专门接待从平津而来的大中学生，让他们接受短期训练，再根据具体情况，有条件的，派回平津继续工作。不能回去的，党员送往华北局党校学习，非党员送往华北联合大学。城工部在泊头期间，向解放区培养输送青年学生1000多人。为接收北平、天津做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48年暑期，城工部在泊头举办200人的学运骨干训练班，历时一个半月。1948年5月中旬至10月底，前后培训行业工人、店员等共约200人。
城工部自创的蜂窝式培训法，既适合地下工作的需要，又培养了大批青年革命干部，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积聚了大量人才。蜂窝式培训法如今通过声光电的形式，在城工部展馆中得以再现：上课没有教室，在大院子里，纵横拉着绳子，绳子上挂着白床单，把院子隔成了像棋盘一样的“包厢”。学生们用毛巾裹得严严实实，被专门的人员领进“包厢”。一堂课下来，老师看不见学员，学员之间互相也看不见。
杨荣、方堃他们是清华大学的进步学生，也是一对恋人。1948年8月，因为参加示威游行，二人被列入国民党大逮捕的黑名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们来到泊头城工部。9月10日，经党组织批准，二人结为夫妇。结婚时，党组织特意买来一块红布，用毛笔写上“结婚纪念”。两个人始终珍藏着这块红布。如今，泊头城工部展馆里陈列着他们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年轻时结为革命伴侣的他们，一张是老年时一起展示结婚红布的他们。岁月流逝，青春不再，红布也已褪去了色彩，但两个人的笑容还是一样的纯净无邪，仿佛在告诉人们，红布背后的革命理想永远不会褪色。
1948年10月，国民党在东北难保、华北危急的形势下，急于将平津的工厂学校劫持南迁。在地下党领导下，平津掀起了反南迁的群众斗争。由于广大工人和学生的强烈反对，国民党的南迁企图遭到失败。12月开始，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护厂护校斗争。各工厂按工段、车间、小组，各校按系、班级，分别由党员、盟员、积极分子分工，将机器设备、物资原料、器械仪器、档案图书、文书资料等逐项秘密登记造册，指定专人负责保护，严防敌人破坏转移。各工厂、学校的纠察队轮流值班，日夜巡逻，监视敌特分子的动向，保护各个工厂职工、学校师生的人身安全。
北平是高等学校荟萃之地，刘仁要求争取教授、学者、专家全部留下来。北平11所大专院校的许多教师包括知名教授都同情支持学生运动，地下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通过进步教授、教师做其他一些教授、教师的工作，选派一些党员、盟员学生登门拜访师长，挽留他们在北平为新中国教育事业作出贡献。北平解放时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等各学校的知名教授、各大医院的专家以及讲师、助教、教职员工全部留在了北平。天津地下党和工商界广泛接触，宣传我党的工商业政策。一些知名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久大盐业总经理李烛尘、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中国纺织总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杨亦周、天津仁立毛呢公司总经理朱继圣等，经过地下党的积极工作，都表示对我党的支持。他们不仅在解放天津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天津解放后在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护送在敌占区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进步人士到西柏坡，共商建国大计，也是当时城工部的一大贡献。他们保护了建设新中国的一批杰出人才，主要有张申府、吴晗、刘清扬、米暂沉、符定一、周建人、李明灏、田汉、安娥、焦菊隐、马彦祥、蓝天野等著名的抗日民主人士。
1948年10月，国民党政府策划，将平津大专院校南迁。为此，城工部动员一切力量开展统战工作，广泛向各大专院校的教授、专家、学者进行访问，宣传党的政策，阻止国民党南迁计划。他们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留下了宝贵的人才，共留下1155名教授、专家和学者。
在部长刘仁的领导下，城工部在平津织就了一张规模庞大的地下情报网，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军政要害部门、学校、厂矿、报社，还是街头、店铺、抑或胡同口、四合院，几乎都有地下党的情报员。通过秘密交通站，城工部与平津地下党联系，传送情报和信件、护送来往人员等。向党中央提供国统区报纸，是各交通站的一项特殊任务。城工部将报纸汇总后，送给党中央负责同志，有利于党中央掌握全国战局、敌人动态、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情况。1948年10月，《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地下党员刘时平，获取了傅作义欲偷袭西柏坡的情报，他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迅速将情报传到城工部，再报告给党中央。
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平津战役如弓在弦。城工部指示平津地下党，摸清国民党防御体系的具体内容，并尽快绘制成地图。天津地下党员麦璇琨多方搜集，实地验查，绘制成《天津城防图》，交给大众照相馆经理、地下党员康俊山。康俊山将图纸经化学处理后，裱糊在一张农村夫妇12寸大照片后面。地下交通员赵岩去泊头途中遭遇劫匪，所带物品被洗劫一空，交通员以“这是遗照，想留念”为掩护机智地说动劫匪，带走了这张照片。1948年10月，他将照片送到城工部。
隐蔽在国民党天津工务局的地下党员张克诚，利用与负责验收城防工事的工程师常学诗在同一办公室的机会，趁其不备将城防工事布置图进行复制。这张《天津城防工事布置图》不仅将城防碉堡设施一一标出，而且还有城防碉堡的尺寸规格、高度、明暗之别、射孔位置等。这张图经由负责人黎智派人送往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地下党员曾长宁获取了《塘沽城防图》和《咸水沽兵力驻扎表》，地下党员张治也提供了天津市内及外围地区包括从北站到宜兴埠、民权门、赤土直到东君子飞机场一带的地形、道路、碉堡、火力配备等情况的详图。这些情报的提供，为中央在解放天津中的战略决策和战术实施提供了可靠依据。正是由于大量翔实的军事情报，使得攻克天津时解放军的炮火“长了眼睛”准确无误地打击目标。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在天津解放10周年时指出：“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儿，碉堡在哪儿，天津周围的情况等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很大的。”
为了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党中央指示华北局城工部力争做通傅作义的工作。在部长刘仁的领导下，北平地下党对傅作义周围关系开展大量工作，促使傅作义下决心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刘仁特别指示,把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由天津调来北平,利用父女关系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在工作中,对于同傅作义谈什么、怎么谈，刘仁在工作日志中都作了具体指示。同时,有关傅作义每天的工作、生活、交友待客情况，直至思想情绪等一举一动，也通过地下电台传到泊镇，再转到平津前线指挥部。此外，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傅作义的智囊刘厚同、“剿总”总部联络处长李腾九，都是开展工作的重点。经过多方努力，傅作义将军于1949年1月21日在和平解决北平的协议上签字。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使北平这座驰名中外的文化古城免于战火涂炭，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的手中。“北平方式”成为和平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的范例。
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根据华北局的决定，城工部机关分成去北平和天津的两部分。一路由刘仁带队奔赴长辛店，准备接管北平的工作。一路由杨英带队到达胜芳，准备接管天津的工作。随着平津两市市委和军管会的成立，城工部全体工作人员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城工部工作也就此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身处这座古朴的红色建筑，让人产生深沉的历史感。一次次驻足在展牌前，看着黑白照片上那一张张年轻的脸，还有那报务机、电台、密码本、那送给房东的毛衣、那写来的信件、附赠的照片…城工部外，运河水静静流淌，老百姓逛街散步，喜乐安然。也许当年战斗学习在这里的那些人，期待的就是这样吧：我们愿意付出热血和生命，只是希望未来山河无恙、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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