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都融媒体记者 宋燕 今年正值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所写：“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在今天仍不断地被提到。
近日，世纪文景出版了许知远的最新著作《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该书讲述梁启超从出生到变法失败的早年岁月，是许知远三卷本梁启超传记的第一部，也是一部富有雄心的作品。许知远希望这部传记可成为“一部悲喜剧、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复活时代的细节与情绪，展现出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受到许倬云、李欧梵等学者联袂推荐。著名学者葛兆光评价本书时说，“许知远阅读史料体验那个时代的心情，借助想象重塑那个社会的生活，通过将心比心的感受复活梁启超的生命历程，并尝试着以梁启超式‘笔端常带感情’的写法，写出梁启超和他的时代，也写出中国那一段风云诡谲的历史。”
一本具有学理价值的史传
作为晚清民初一位枢轴式的人物，梁启超的传记绝对值得一写再写。
在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之时，许知远耗时五年，为读者奉上这本《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
六年前，因为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里某一书封上梁启超专注的凝视，许知远开启了这趟艰难却日渐笃定的历史写作之旅。为撰写此书，许知远阅读了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成果，以保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同时以“理解之同情”和“当代意识”书写历史与人物，文字有温度，也有深度；写法上也多有创新，叙事准确而流畅，现场感极强。
作为资深媒体人和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已经出版《祖国的陌生人》《一个游荡者的世界》《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等多部作品，然而他坦陈，一旦进入繁杂的中国近代史书写，还是觉得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为消弭书写时心绪的复杂与不安，他查找了大量国内外文献材料，阅读了众多相关研究著作，甚至计划学习日语。
许知远直言书中很多地方引用了茅海建先生对于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的研究，汤志钧、葛兆光、罗志田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书写过程中让他受益良多。全书四百余页，近千条注释，既是其援引最新学术研究资料并核查大量史料的体现，也使得本书成为一本具有学理价值的史传。
《青年变革者》中“引用的书籍远超过三十本”，他希望自己的用心与付出能被学界和更多读者认可。
笔端常带感情
作为曾经的媒体主笔，许知远深知进入历史现场的必要性。因此在搜集、阅读了大量史料和研究著作的同时，许知远从广东新会茶坑村，到广州万木草堂，再到北京、上海及至日本横滨，一路追寻梁启超的足迹，以寻求历史与现实之间隐秘而有韧性的关联。
许知远在茶坑村散步，品尝陈皮制作的各种菜肴，夏日午后在残留的万木草堂发呆；在衰落的上海福州路上想象报馆与青楼林立的昔日繁盛，在夜晚的火宫殿小吃摊上，猜测梁启超抵达长沙的心情；或是在北京法源寺外闲坐，想象梁启超与谭嗣同、夏曾佑热烈的青春……历史的现场已经面目全非，想象也不尽可靠，但个体的情绪心思却是可以相通的。用想象激活史料，时代的细节和情绪也因此复活。
梁启超的文章常常情感热烈，纵横捭阖，笔力激荡。他在1900年所写的《少年中国说》中，以人的少年与老年之对比，呼唤一个“少年中国”的诞生，其激越进取之精神令人振奋。本书涉及的时段，正是梁启超人生的前二十五年，他的“敏锐开放、自我创造与行动欲望”，在这一时期展现无遗。而许知远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写作不可避免地带有当代意识，许知远亦然。他认为，梁启超应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作为旧传统与新思潮更迭的亲历者，即便处于现代世界的变局之中，在希望与挣扎中不断摇摆，但梁启超依然以开放的视野不断探索思考，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等做出了独特判断。正如许知远所说，“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加速度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
作为晚清民初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兼具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对中国近现代的学术、思想、政治等都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在许知远看来，“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塞缪尔·约翰逊、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的行列，他们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
然而，在考察诸多既有历史书写之后，许知远发现，梁启超“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这大约与中国传记写作传统有关，对个人行谊的记述往往被融入历史的潮流之中，较少情感和情绪。梁启超虽是时代和思想的开拓者，影响力时至今日都清晰可见，但对其日常与情感，内心挣扎与交游细节却较少得到深入的展现。本书正是对这一方面的有益补充。
努力把它还原成“人”的故事
记者：为什么会写梁启超？
许知远：我觉得这跟我毕业之后就从事新闻业有关系。在近代中国新闻行业的萌发过程中，梁启超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参与者或助力者之一。梁启超编过很多报纸，当时曾是《时务报》的主笔。这对我而言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另一方面，我喜欢非常厚的书，对规模有某种迷恋。这可能是一个粗俗的标志，也可能是匮乏的标志。所以我内心里有写非常厚的书的愿望。在写作过程中，我也越来越发现，梁启超的规模可以容纳非常多的东西。
记者：《青年变革者》与以往的传记有什么不同？
许知远：首先我很努力把它还原成“人”的故事，因为在我们的很多历史写作中，人是隐形的，缺少个人的成长故事。然后我也很希望讲述代际的故事，比梁启超更早的一代，更晚的一代，经验是很不一样的。这也是第一卷中非常显著的部分。
另外，我很注重一点就是希望把全球的视角带到这本书里。第一卷还不明显，第二卷讲梁启超流亡到日本之后，世界的维度就会更明显。比如说，我必须要努力描绘当时明治末年的社会情形，才能表达出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的感受。
我也很想把戏剧的感觉代入进来，做一个全景式的表达。希望大家读的时候，能看到历史充满了偶然和可能，充满了分歧和争论，也看到一种历史场景。比如去北京赶考的士子怎么去琉璃厂买东西，去哪里吃饭，城市的面貌是怎样的。翁同龢在第一卷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曾经那么重要，后来又是怎样淡出历史舞台的呢？黄遵宪在这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后来，他坐在家里收到梁启超从日本寄来的信件，在报纸上看到梁启超的一些新闻，感伤地看着这一切的变化。
梁启超那代人其实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思维方式，有很多超脱的想法，我觉得是我们把他们僵化了。就像谭嗣同，他曾说三纲五常太压抑了，世界上有这么多星球，如果每一个人住在一个星球上，我们不就解脱了吗。还有个段子说，逃亡前谭嗣同曾经跟梁启超讲过，海外华人都讲广东话，你们可以交流，你可以鼓动他们革命，我只会讲湖南话做不了什么，我得留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不是海外华人——淘金热的那批广东人前往了旧金山、澳大利亚，怎么可能会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舞台？如果是一群湖南人在海外，那就没有他们的舞台了，因为他们无法交流，没有宗族关系。所以人的关系是通过具体脉络连在一起的，但很多历史书写都把这些特别细的脉络扔掉了，我是想表达这些东西。
内容简介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
《青年变革者》述及梁启超求学、进京赶考、师从康有为、结集同道、上书清帝、办刊《时务报》，及至戊戌政变前夜。许知远以深入历史细部的精准笔法，描摹出时代变局下梁启超饱满立体的个人形象和生动多维的时代群像。文字真实可感，据史而书，扎实精当。《青年变革者》既是一部具有学理价值的史传，复苏历史中的个人，亦铺展了一幅浩瀚的时代全景。
作家简介
许知远
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东方历史评论》主编，谈话节目《十三邀》主持人。
著作包括《祖国的陌生人》《一个游荡者的世界》等，其中部分作品被翻译成韩文、英文与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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